理性主义传统，包括胡塞尔的理性现象学赋予我思以“一种优先意义上的理性位置”，然而，真正说来，关于自我的存在的提问法在现象学研究的全体中“占据的只是一种严格划定界限的位置”[114]。存在论超出其区域性分支，指向存在的结构，并因此替代了存在者状态的秩序。亨利认为必须确立存在相对于存在者的优先性，在自我或主体问题上同样如此，“主体、精神、人格、主体性除非以它们中的存在为基础，否则就不能展示它们的实存，不管其结构是多么特殊或多么优先”[115]。作为存在者的我思显然没有任何优先性，它不过是众多特殊存在者中的一个。亨利有这样一些说法：“主体性因此不是绝对条件”，“主体性不是本质，它是一种特殊的，并因此完全实在的生命”，“主体性绝不是一种实体，而仅仅是一种行动”，如此等等。[116]很显然，亨利把矛头主要对准的是观念论的主体观。他认为观念论荒谬地“断定了主体性与虚无的同一”；按照他的分析，“存在之所以是虚无，恰恰因为通过把它的支配延伸到虚无，它把全部规定，尤其是主体性排除在自身之外了”；而“主体性乃是‘先验场’名义下的思想，不管涉及19世纪的观念论还是20世纪的观念论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声称主体性是‘非个人的’”，但“在我们把它封闭在一个独特实存的限度的时刻，我们在一个分析中涉及的不再是非个人的主体”[117]。
在亨利看来，“现象学还原必然先行系统地揭示先验场”[118]。在胡塞尔那里，先验场表明了先验自我的优先性。而在亨利那里，先验场应该是一切存在者包括先验自我出场的可能性条件。他把它规定为一种先验的内在领域，由此出现了先验的内在领域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自我如何能够成为一种现象的问题。按照通常的看法，现象意味着某物向内在之光或意识呈现，同时伴随的是意识向自身呈现，因此现象体现出一种“内在生命”。亨利试图给予“内在生命”以一种新的意义。在胡塞尔那里，内在生命是纯粹意识的生动在场，这是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的发挥：“现象学的绝对意义建立在事物的在场，即它的现象基础上。当人们在一种意识哲学中解释现象学时，这一绝对意义被表达为一种意向性独断论，由于它通达存在本身，意向性能够提供给存在论证明以一种实在基础。”[119]也就是说，纯粹意识是一切意义或存在意义的源头。比朗则把内在生命与情感性联系在一起，明显否定了强调纯粹意识的倾向。亨利发挥比朗的看法，试图以先验情感性取代先验意识或纯粹意识；他同时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意识哲学的批判”[120]，即后者对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或构造性的批判。现象不是纯粹意识的意向性的产物，相反，它表明存在者围绕用具的整体性而成为“上手”的东西。这说明事物的存在意义源于与人的在世存在的关系，这暗含着与身体而不是与意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