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和利科关于身体问题的思考大体上强调了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的灵性化双重进程，从总体上看具有实存论指向，尤其关注身体的经验维度。就前期亨利而言，总体背景依然是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的灵性化，但他倾向于一种存在论指向，并且从先验而不是从经验的角度看待身体。与前两者一样，亨利也承认情感、意志之类与纯粹意识是有别的，但他并不像他们那样把身体引向与外在、与处境的直接关联，而是维护身体的“内在性”，身体的“先验内在性”。当然，这种内在性与意识哲学所说的纯粹意识的内在性是完全不同的。梅洛-庞蒂和利科通过把身体与情感、意志联系在一起，突出了身体的“灵性”，并因此用身体意向性取代了意识意向性，他们在否定意识哲学的同时，摆脱了身体问题上的机械论，承认了身体的主体地位。亨利由于把身体归于先验范畴，更为直接地承认了身体的主体地位，但他拒绝意向性，认为自己的身体哲学是一种非意向性的现象学。身体是主观的身体，意味着生命，它本来就属于主体性之列。通过《显示的本质》《关于身体的哲学和现象学》和《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亨利在身体问题上与其他现象学家，尤其是与梅洛-庞蒂的“同”与“异”。
亨利明确地把身体问题与主体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主观身体理论只是关于主体的一般存在论的一种初始应用”[108]。他表示自己的这一研究是在关于自我现象学的存在论研究中插入了一种对身体的提问法。从一开始，他把目标锁定在以存在论的方式关注绝对主体的层面上，这意味着否定自我问题或主体性问题的认识论指向。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进展，随着身体问题的提出，他发现“在绝对内在领域中对自我问题的探讨”变得不再具有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可以认为“身体也构成这些研究的一个对象”，认为“它属于其研究乃是基本存在论之任务的第一实在”[109]。真正说来，既然亨利在存在论而非认识论范围内探讨自我问题，这种情形注定就会出现。在巨著《显示的本质》的“导论”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海德格尔关于笛卡尔的评论：“用我思故我在（cogitosum），笛卡尔试图为哲学提供一种新的可靠的基础。但是他在这一‘激进’的开端处使之处于不确定的乃是能思之物（rescogitans）的存在方式，更确切地说是‘我在’（sum）的存在意义。”[110]非常明显，亨利不赞成胡塞尔对笛卡尔认识论姿态的延续，而要像海德格尔那样坚持一种存在论立场。他这样表明其《显示的本质》的主旨：“自我的存在意义是目前的这些研究的主题。”[111]
按照亨利的说法，哲学家们已经对自我问题习以为常，往往把自我看作是不言而喻且众所周知的。然而，真正说来，他们接受的不过是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的自我或人格概念。他本人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先行确定一种存在论立场，我们就不能够从心理学获得任何教益。心理学的自我观其实是局部存在论问题，如果不先行探讨原初的存在问题，这样的自我观就只能是无根的，它不过是存在者状态上的某些解释或描述。问题的关键是某种原初的、绝对的提问法，“它不仅只是从它自身中引出它的认识，而且此外，它已经阐明了使全部这样的知识得以可能的东西。第一哲学长期以来已经懂得了在整个人类研究的源头确立一种这样的提问法的必要性”[112]。按照他的看法，笛卡尔从我思开始绝非根本性的，因为其关于我思的提问法依然处于存在者的状态层次，而我思“只能在一个他没有加以说明的、比它更根本的基础上才有可能”[113]。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对象不是这个或那个东西，不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东西；关于这些具体东西的研究，包括对自我的研究都必须服从一般存在论，必须以某些暗含的预设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