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线。其实，几乎所有后结构主义者都经历过结构主义时期，而两者之间的断裂点显然难以明确地标示出来。比如，就德里达而言，在他于1967年发表的三部重要著作中，《书写与差异》的一些篇章与结构主义还有密切关联，而《声音与现象》和《论文字学》则产生了明显的断裂。真正说来，后结构主义者们并不想坚持某种确定的姿态，并不因为批评结构主义就完全弃结构主义的一切于不顾。多斯指出，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描述了自己的双重立场：他既是试图超越范式的结构主义者，同时又为这种批判思想辩护，并批评它走得还不够远。[14]其实，结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的“衣食父母”，是后结构主义得以寄生的载体；而结构主义也在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浪潮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至少获得了更多人的了解。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将两者混淆起来的情况。后结构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它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其许多重要特征的事业或运动。后结构主义更激进地批判了正统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而曾经作为革命形象的结构主义也归入这一正统之列，被看作是逻各斯中心论的最后堡垒。
作为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后结构主义仍然关注语言学方法，但它采取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策略。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中，后结构主义不再强调所指的优先性，而是更加关注能指方面，进而玩弄能指游戏或文字游戏；在对文本的处理上，后结构主义不再关注静态结构，而是着眼于文本的能产性，并因此由规范描述转向文本开放，互文性被发挥到了极致。总之，尽管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生育”了后结构主义，甚至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仅仅是结构主义的全面展开，但十分明显的是，后结构主义力图贬抑结构主义的科学抱负。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源自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继承，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的“结构”观念。当然，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突破的。一般而言，拉康前后期并不那么容易区分，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处于“结构”与“解构”的张力中，德里达的整个“文字理论”和巴尔特后期的“文本理论”则是对“结构”的消解。
后结构主义者同样关注语言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但观点却完全不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尔特不再研究符号学，而是提出了所谓符号分裂学，在文学作品的读解中他以追求“文本的愉悦”和“话语的片断化”的语言游戏取代了诗学或叙事学的严肃使命；福柯在中后期的研究中关注的是话语霸权与话语的增殖，通过对理性话语的谱系学分析，他揭示了语言的物质性存在和厚度；将语言学革命推向极点的应该是德里达，以至于他对语言本身进行了真正的质疑。德里达写道：“不管怎样去思考这一话题，语言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种。但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渗透到最多样研究的全球视域中，渗透到其意图、方法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最异质的话语中。”[15]他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语言一词的贬值，用以表明符号本身的通胀，表明这是语言能指的无限增加的游戏。而这种游戏的结果导致的是“书本文明的终结”和“文字的兴盛”。德里达认可语言的贬值，而且通过自己的游戏姿态大大提高了这种贬值的幅度。由于巴尔特和德里达等人的工作，人们从结构主义的科学迷梦中醒来，开始密切关注语言的具体用法和写作实践。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抽象开辟了道路”[16]。
受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推进和深化了话语增殖的观念。比如，在利奥塔那里，通过强调“语言事实”，尤其是通过强调“语用学方面”[17]，他从“语言游戏”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所谓尖端科技“都以语言为其支撑”[18]。他举了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通信与控制问题、现代代数学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明显的证据”，而且表示这些“还不是完整的清单”。按照他的分析，在后现代情景中，知识只有被转译成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才能成为可操作的。因此，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19]他的语言观最终表述为两个原则：第一，“说话就是游戏意义上的斗争，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斗争竞技”；第二，“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20]。利奥塔认为这是后现代社会的普遍情形，这意味着语言的物质性力量，意味着语言的极度扩张。
在结构—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由于语言的扩张，文化明显“以纯粹物质性的形式（它的语言、它的词汇学、它的格律学、它的韵律学）出现”[21]。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再透过语言或文化获得精神享受，而是直接享受语言，直接享受文本，就如同享受其他物质性产品一样。巴尔特明确表示：“关于文本的愉悦，没有任何‘论题’是可能的；任何突然出现的审查（内省）都是徒劳的……我享受文本。”[22]在本章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重点评介福柯和德里达对语言和文化问题的有关看法。虽然他们（尤其是福柯）会坚决反对，我们还是要强调他们与结构—后结构主义的密切关联。至少在强调语言增殖方面，他们是这一既有连续又有断裂的思潮的同路人。福柯曾经表示：语言分析“现在与所有其他的可以研究发送者和接受者、编码和解码、代码结构，及信息传送的分析平起平坐。语言理论与全部信息现象的分析联系在一起”[23]。这样的姿态至少与结构—后结构主义以至于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没有实质的分歧。在福柯和德里达那里，语言问题都是在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中展开的，换言之，德里达的解构方法与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谱系学方法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两者都试图考察主导性话语支配下的边缘话语的沉默史，都试图让那些沉默话语开口说话，但目的不是彰显主导话语的力量，而是让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发出的当然不是“心”声、观念性声音，而是“身”声、物质性声音。事实上，话语就是力量，一种物化的力量。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福柯的相关思考更具理论色彩，而德里达的作品则具有明显的游戏倾向，可以被视为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