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承认了梅洛-庞蒂对他的影响。他在《野性的思维》中表示，自20世纪30年代始，他们之间就展开了相关讨论。他在该书扉页上写有“谨以此书纪念摩里斯·梅洛-庞蒂”，并在前言中解释说：“近年来，某些接近梅洛-庞蒂和我本人的人不难了解，我将本书奉献给他原本是很自然的事，这本书是根据我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讲稿随意扩充而成的。如果他还在世，这本书无论如何会是我们两人之间继续讨论的成果。”[11]其实，他们两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但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列维-斯特劳斯告诉我们，尽管梅洛-庞蒂与结构主义保持距离，但还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和同情”，这是由于他“赞成在结构主义那里找到一种新的看待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超越经典的主、客体对立，有助于阐明一种消除这种对立的隐藏的层次。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眼里，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对结构的探讨，开辟了某种通向存在论的道路，因此结构主义者“扮演的是旅途同伴的角色”[12]。梅洛-庞蒂阅读和讲授索绪尔并不是为了开辟出结构分析之途，而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拓展现象学的空间，争夺生活世界和文化领域的解释权。问题是，实际效果却是为结构主义者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选择，让他们认识到正是索绪尔，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能够为文化和历史提供一种客观的解释。
结构主义在1949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内占据着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这种地位并没有维持太久，在它似乎如日中天，并且向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之时，结构主义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多斯表示：“后结构主义早在结构主义范式衰微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后结构主义的成功是与结构主义的大获全胜同步完成的。”[13]结构主义的分化源自其内部的“保守”和“激进”两种倾向的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继续肩负结构分析的“科学使命”，仍然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借助语言学模式静态地分析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以二元对立的结构阐释文学和艺术，仍然致力于建设结构主义诗学或叙事学。与此同时，德里达、巴尔特、克里斯蒂娃（kristeva）、福柯、拉康等人不满意于静态的结构分析，力主以某种游戏性的方式瓦解结构，否定意义的确定性。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具有强烈解构色彩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从而在一场渲染结构主义的会议上完成了后结构主义的出场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