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发表了他的结构主义代表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和《结构人类学》（1958），但这些努力似乎被现象学—实存主义的浪潮淹没了，没有能够在学术界产生强大的冲击。但是，伴随他针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而发表的《野性的思维》（1962），一场由结构主义取代现象学—实存主义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然，也有人认为，《结构人类学》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据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说，在时尚的发源地巴黎，1958年在《结构人类学》出版、‘结构’一词一举流行开来的同时，结构主义也开始被人当作一种流行思潮”[8]。无论如何，各种各样的以结构语言学模式取代主体中心地位的尝试开展起来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结构和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巴尔特关于符号结构和文学结构的分析，拉康关于无意识结构的分析，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作品的“症状阅读”，福柯的知识型理论，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等，无不表现为某种“索绪尔主义”。
结构主义启用结构分析方法来替代现象学方法。现象学—实存主义关注的是主体（要么是意识主体，要么是身体主体），而结构主义则关心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构，主体或人在其间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要素，只是某种功能函项。有学者表示：“结构主义主张为组织和引导任何符号学研究、任何关于意义的生产和感知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它从语言学这一首要的符号学科派生该框架，并且把它推广到文学艺术的分析、非文学艺术的分析和社会心理学及社会人类学中的‘习惯艺术’分析中去。”[9]这里所说的从语言学中派生的框架，就是所谓语言学模式。毫无疑问，列维-斯特劳斯为结构语言学模式的广泛运用立下了首功，这与他接受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影响有关。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梅洛-庞蒂的中介作用。福柯把法国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折或演进看作是两种哲学倾向争夺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权：人们最初尝试让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联姻，随后又打算用结构主义代替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配对。他发现，在从现象学向结构主义的过渡中，语言问题的提出是一个关键环节，而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这一环节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包含着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即梅洛-庞蒂遇到了语言问题……人们发现现象学不能够像结构分析那样说明可以由语言类型的结构产生出来的那些含义的效果，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不能作为含义的赋予者参与到结构中去。因此，现象学配偶由于不能够谈论语言而被认为丧失了资格，结构主义便成了新的配偶。”[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