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是针对历史语言学的一场革命。它冻结生动的言语，在制度化的语言基础上，考虑符号的能指对所指的对应关系，以结构描写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突破了历史语言学对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追求。[1]法国思想家们最初几乎完全刻板地照搬索绪尔对语言的结构分析，“若干模式、若干发现程序的移植，极大地丰富了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等人的思想”[2]。结构主义者们借助语言学模式来探讨社会文化现象，开展了一种广义的符号学及一种文本理论。我们常说“人是符号动物”，而“这一表述并不仅仅指向他的语言，而且还指向他的全部文化，景致、制度、社会关系和习俗乃是人倾注其经验并使之得以沟通的象征形式。有了社会才有人性，但要补充一句，有了符号交流才会有社会”[3]。所以，重要的不是个体实存，而是作为社会门径的符号，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巴尔特表示，符号学既是谦虚的，又是大胆的：说其谦虚，是因为符号学知识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说其大胆，是因为这种知识至少在构想中，已经被应用于非语言的对象了。[4]简单地说，语言学模式被结构主义普遍地运用到了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中，二元对立结构成为其既简便又有用的分析工具。
结构主义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建立一种“科学的”“客观的”人文科学“叙事学”，任何文化现象都被看作是可以分析的文本，而不只是局限于通常所说的作品之类“单位”。这其实打通了各人文学科或文化领域的自身封闭性，走向了跨学科性、互文性。然而，我们要借助某些理想结构类型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话，不可避免地失于抽象。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这种语言结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错误推理”，即“由于结构主义把普遍的语言形式提高到先验的地位，因此，它也就把主体及其言语降低为纯粹偶然的东西”，这意味着，“主体如何言说及其所作所为，应当由基本的规则系统加以解释”[5]。结构分析把活生生的言语还原为受制于规则的制度性语言，考虑的是形式语义学而不是语用学。德里达是这样谈及结构的：“结构首先说的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工程，一种装配、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在特定地点建立起来的、可见的建筑。”[6]他进而谈到了结构主义者：“做一个结构主义者就意味着对意义的组织，对其自足性及平衡，对每种形式在每一时刻的成功建构的迷恋；意味着拒绝把所有那些不能被某种理想类型理解的东西放逐到反常的偶然之列。”[7]这样看来，结构主义尽管否定胡塞尔所说的先验主体，却认同他在《逻辑研究》中对语言的先验规定。换言之，它倾向于把索绪尔、雅各布逊（Jakobson）的结构语言学与胡塞尔的理想语言观同等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