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后期现代哲学有颇多差异，后现代哲学依然可以归入此在形而上学之列。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从总体上看都主张某种形式的现象主义，以不同方式抛弃了内在性以及内在与外在的对立。单就人本主义思潮而言，在哲学领域实为现象学一统天下。在法国哲学中，实存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从胡塞尔哲学中吸取方法论资源，也都从海德格尔哲学中获得诗意灵感。但是，它们基本上抛弃了胡塞尔哲学中仍然十分强烈地维护的针对经验的先验化或纯粹化的努力，大体上认同胡塞尔对历史和发生的关注；它们同时也都非常赞同海德格尔对于此在在世的探讨，因此它们基本上可以归属于此在形而上学之列。我们不应该把属于后期现代哲学的现象学—实存主义与属于后现代哲学的结构—后结构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它们实际上表现为现象学阵营内的不同立场，体现为关注生活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的不同努力。简单地说，现象学—实存主义旨在探讨个体实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某种冲突结构，并因此主张和倡导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同样探讨的是个体实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同样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结构，但更多地强调了个体在上述关系中的被动性和从属地位。
真正说来，不管现象学—实存主义还是结构—后结构主义，两者探讨的都是经验与知识的关系问题，都看到了经验与知识之间的相互过渡，而没有停留在其中的一个方面，至少福柯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表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法国哲学被分成了两种潮流，“一种是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来自萨特和梅洛-庞蒂，一种是关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来自卡瓦耶斯（Cavaillès）、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主体问题在第一个潮流中始终是核心。不管理论家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还是在语言学框架内工作，提出真理（或知识）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的笛卡尔式的我思，始终都是出发点。在此关于主体（或者主体缺失）的思考导致关于知识的结论。巴什拉颠倒了哲学的先后次序，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和知识的各种形构或变形，导致的是关于主体的结论”[25]。按照德里达的意思，当代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源自哲学家们对以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的不同解读。前者因为其人类学和人本主义指向，形而上学特征更为明显一些，但后者也没有与形而上学脱离干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笔直、僵硬的对立。德里达通过游戏性地读解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共用的“fin”（英文“end”，有“目的”和“终结”双重含义） 一词，看到的是两者的相容甚至相通：“人的名字一直都被写在这两个fin之间的形而上学之中。”[26]
后现代哲学进一步推进了后期现代哲学开启的对于主体形而上学的瓦解。早期现代哲学将一切都观念化（idéalisation）、精神化（spiritualisation）了，内在意识主宰一切，这是一种推进和扩张纯粹意识的积极努力；后期现代哲学抑制这种倾向，但对于意识之类的东西还牵挂流连，只是把它们处境化了，为它们找到了现实的根基，但它们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后现代哲学在意识处境化的基础上把一切精神性的东西都彻底物化了，这是一种重新理解早期现代主体的命运的努力。有学者表示，笛卡尔的我思或意识主体因为不能够介入世界之中，所以是一个“旁观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被放逐的主体”，针对这种情形，只有两种方案可以解决，要么把自我和世界重新整合在一起，要么消解自我概念本身。[27]按照他的描述，马塞尔、梅洛-庞蒂、波伏娃（deBeauvoir）等人“阐明了结构性知觉和意识中的肉身化的主动力量，因此瓦解了不管对自我还是对世界的经验说明的可能性”；而相反地，福柯等人“让身体扮演了决定主体性的关键角色。他们认为，活的身体是一些强有力、常常冲突的强烈欲望，它们依据器官的内在组织，依据受社会控制的实践和规范的规训效果而产生不同的主体”[28]。
按照我对上述引文的理解，该学者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暗含的意思是：现象学—实存主义代表了前一种努力，而结构—后结构主义代表了后一种尝试。这种看法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主体形而上学的瓦解进程不谋而合。梅洛-庞蒂等人否定纯粹意识主体，但也阻止取而代之的身体完全变成物质性客体，并因此试图把两者重新整合在一起，由此产生一种灵性化的身体主体（然而，用“瓦解了不管对自我还是对世界的经验说明的可能性”这样的说法明显容易导致混乱）。而在福柯等人那里，很显然，一种物化的身体取代了精神性的自我，也因此极端化了现象学的努力。人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地受制于诸多因素：人服从有关生命、生产和语言的规律，我们只有通过他的词、他的机体、他制造的产品才能够理解他。[29]人依然是在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语言的关系中获得理解的，但处境意识获得了强化，意识甚至被消解了。因此，后现代哲学更加远离了以超然主体为核心的内在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无论如何，围绕身体、语言、他者三个角度，后期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使“此在”体现出远远超出早期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的“广度”，却丧失了“深度”（内在性），并因此最终导致了意识哲学或主体形而上学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