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实存性，围绕时间意识来描述人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中的处境，其目标是为人及其实存展现当下的根据。在后期现代哲学范畴中，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体现的都是世界、心灵和神三者的融通与变形。它们体现为外在和内在的统一，客体和主体的统一，体现为“道”真正变成“肉身”。它们把人锁定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之中，或者说人是一种在世存在。于是，早期现代哲学的诸种内在形而上学形式让位于后期现代哲学的各种此在形而上学形式。通过读解从蒙田（Montaigne）经由康德到萨特的哲学史，梅洛-庞蒂得出这样的看法：“只存在两种主体性观念：空泛的、与世界脱离了联系的、普遍的主体性观念和充实的、融入世界中的主体性观念。”[20]这其实从主体性观念的演进角度表达了从早期现代哲学向后期现代哲学的转折。我们注意到，“此在”意味着精神的“外化”，虽然它包含有否定先验论和观念论的尝试，但依然保留了精神性因素的核心地位。不过，这里所说的精神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东西，它与人的活动或行为（身体、话语、交往等）联系在一起，与人的意志和情绪体验（焦虑、绝望、畏惧等）联系在一起。此在形而上学因此揭示的是“心灵”或“精神”的物化或物质化（matérialisation），同时伴随的则是“身体”或“物质”的灵化或灵性化（animation），这意味着某种双向融通的进程。
就此而言，主体依然是一个中心范畴，但它已经改变了形态。按照德里达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主导思潮是人道主义，但已经不同于战前的人道主义。德里达认为，即使人们不打算把萨特思想总结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口号，那也必须承认，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情绪理论之类的描绘、他的最后概念、最后主题、无法取消的视域或起源都归结在“人的实在”这一范畴之内。德里达表示，“人的实在”这一译自海德格尔“此在”的概念初看有些古怪，却非常有意义，因为“人的实在的观念表达了重新思考人的意义、人的人性的计划。用这个中性的、未定的概念替换充满形而上学传统和记录着实体主义动机与意图的‘人’的概念，是为了悬搁构成人的统一概念的全部假定，也是对一直统治着法国哲学的理智论和精神论人道主义[布伦茨威格、阿兰（Alain）、柏格森]的反叛”[21]。人依然以主动性和自主性为特征，依然追求自由，但由于纯粹精神原则被抛弃，由于内在确定性的丧失，人必须在与自己的身体、与他人、与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保证。
从根本上说，意识主体已经被身体主体取代。“此在”问题于是可以在“感性学的、知觉的身体”“欲望的、与他人关系的身体”“身体与象征”[22]这样一些标题下进行研究。感性学身体研究针对的是与本己身体的关系，欲望的身体研究针对的是与他人的关系，而身体与象征系统关系的探讨针对的则是自然表达与约定表达之间的辩证法。很显然，人已经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身份”不再具有内在的确定性，它因为与身体、语言、他者的关系而处于某种未定状态中：不同的人有其不同的“此”时“此”地。其实，“此在”一词本身就别有意味。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一方面，海德格尔的“此在并不简单地是形而上学的人”[23]；另一方面，“此在虽然不是人，然而又非人之外的什么东西”[24]。我们用“此在”这一含混的概念，既可以表明后期现代哲学与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断裂，又可以见出它们之间的某种牵连：哲学永远无法撇开“人”，但后期现代哲学不再面对纯粹意识主体、超越的绝对主体，而是关注现身于某一处境中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