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皮格伯格（Spiegelberg）告诉我们，法国现象学源于列维纳斯、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利科、杜夫海纳等创造性思想家“对于舍勒、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按照这一顺序）的现象学的独特的解释（有时是错误的解释）”[41]。括号中所说的“按照这一顺序”不是可有可无的。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和顺序问题，还是一个学术取向问题，是“独特的解释”或“错误的解释”的重要方面。这种“独特的解释”或“错误的解释”恰恰是法国现象学的活力所在，它对现象学进行了创造性的拓展。梅洛-庞蒂的这句话值得回味：“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对象化这一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感受到的不是接触一种新的哲学而是认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42]舍勒对情感和价值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在世存在或人的历史维度的关心，无疑更切合法国人对于具体而非抽象的关怀。确实，在最初引进阶段，胡塞尔并不处于法国对现象学感兴趣的中心，因为他几乎被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声望超越了。[43]列维纳斯对现象学的最初接受其实就带着海德格尔的视角：虽然他最初研究的是胡塞尔，其博士论文和最初译作都关涉胡塞尔，到德国留学也冲着胡塞尔而去，但是他一接触海德格尔的作品（尽管局限于《存在与时间》），就觉得后者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也因此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列维纳斯在弗莱堡听了胡塞尔的最后一期讲课，同时也听了海德格尔的第一期讲课。他表示自己去看胡塞尔，却发现了海德格尔。[44]他认为《存在与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书中所说的一切都严格地运用了现象学方法，却没有必要回归到构造意识。”[45]列维纳斯是法国第一本评介胡塞尔的专著的作者，同时也是第一篇评介海德格尔的论文的作者，他的这种扬海德格尔轻胡塞尔的倾向显然具有导向意义。事实上，具有历史意识或效果历史意识的海德格尔在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运动中产生了第一位的影响，萨特和梅洛-庞蒂都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理论。
除萨特和梅洛-庞蒂外，马塞尔、波伏娃、阿隆（Aron）、加缪（Camus）等人都属于3H一代思想家。阿隆、加缪和梅洛-庞蒂一样，曾经是萨特的密友，但相继与萨特决裂。波伏娃则是萨特的终身伴侣，是萨特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波伏娃和加缪因其文学指向和阿隆因其转右的历史哲学所具有的变化，我们在此不拟重点提及，但应该谈到马塞尔在3H时代的重要地位。他于1927年发表的《形而上学日记》被看作是法国现象学的最早成就，他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位即便不引进德国现象学仍然会导致法国现象学的“独立的现象学家”[46]。也就是说，法国在引进德国现象学的同时有自身的独创性。马塞尔对肉身化问题的论述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梅洛-庞蒂早在1936年发表的针对《存在与拥有》的书评中，就肯定了他对实存现象学或身体主体问题的贡献；在1959年的一次访谈中则从《形而上学日记》等作品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塞尔坚持认为“我就是我的身体”[47]。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列维纳斯和利科两位著名哲学家，他们虽然在传播德国现象学方面贡献卓著，而且始终没有完全偏离现象学传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影响并不在3H时代，而是在结构—后结构主义鼎盛期过去之后。他们与萨特和梅洛-庞蒂当然有许多共性，但差异性也非常突出。他们都代表了“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他们“把现象学作为内在的源泉”，但“以各自的方式包含对现象学的明确的批判”[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