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批评柏格森的物质观和心身关系理论。柏格森把物质看作是形象，而形象是既非纯粹物质又非纯粹精神的某种东西，由此物质“自然地”实现了心身之间的过渡。在萨特看来，这其实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进行了某种调和。当然，他也表示，柏格森“创造了一种氛围，一种看法，一种到处寻找活动性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倾向，而从这方面说，在某种意义上，即在方法论上，柏格森主义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伟大思想潮流”[35]。萨特显然没有完全承认柏格森哲学的积极意义。梅洛-庞蒂的看法与萨特大不一样，尽管他对柏格森也多有批评，但他还是看到了其哲学对于克服笛卡尔主义心身观、心物观的价值。一方面，他承认柏格森并没有建立一种以身体为核心的理论，而是与身体主体理论失之交臂：“身体没有成为一个主体——尽管柏格森倾向于给予它这一身份——因为，如果身体是主体，主体就是身体，而这乃是柏格森不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的事情。”[36]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柏格森可以把法国哲学引导到一个它事实上能够接受的方向上去：“如果我们曾经是柏格森的重要读者，如果我们曾经更多地思考柏格森……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过他，我们应该已经学会10年或15年之后由我们当作实存哲学的发现而考虑的某些东西。”[37]
3H一代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顶峰。按照德里达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是基督教的或无神论的实存主义、精神论或非精神论的价值哲学、左派或右派的人格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土壤”，而这种共同性源于它们对黑格尔（像科热夫那样阅读《精神现象学》的兴趣）、马克思（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优势地位）、胡塞尔（强调其描述的、局部的现象学，忽视其各种先验问题）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人类学读解。[38]关于3H如何与法国本土结合的复杂情形，我在《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在此不拟详尽叙述，只是要强调，首先，3H一代法国哲人从德国引进的不是强调绝对观念论的黑格尔，而是关注诸如苦恼意识之类的具体经验的黑格尔，他们接受科热夫、华尔、伊波利特等人的影响，对《精神现象学》采取了片面的解释和引用。梅洛-庞蒂写道：“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哲学、德国现象学和实存主义、精神分析哲学的源泉。”[39]其次，他们大多拒绝胡塞尔对先验主体性的追求，并因此注重开展出现象学的历史和社会维度。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对他加以创造性的误读，进行各种有利于导向实存哲学的解读。胡塞尔把“意识始终都是对某物的意识”理解为一种内在性，萨特和列维纳斯则把意向性理解为超越性，这就消除了意识的自足性，使之不得不与外物和他人打交道，并因此消解了认识论姿态。在萨特那里，这意味着一种实存论的人道主义，列维纳斯则进入一种为他人的人道主义。梅洛-庞蒂是“现象学的彻底化”的推动者，与此同时，他又是先验现象学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他对语言、历史、文化问题的关注都集中体现了实存论立场。最后，他们往往把海德格尔哲学的重心从存在哲学转向实存哲学，对他进行一种他本人极力反对的人道主义解释。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把他本人和海德格尔列入实存主义的无神论者之列，“主张实存先于本质”，或者说“实存必须从主观开始”[40]。梅洛-庞蒂围绕“在世”概念展开海德格尔的思想，他有关肉身化主体的观念就是一种实存论观念，尽管他在后期思想中也像海德格尔一样强调所谓存在论立场，但他尤其强调的是野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