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我们前面关于现象学—实存主义和结构—后结构主义关系的看法，我们在探讨当代法国哲学的时候，大体上要解决的是以现象描述传统与以结构分析传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要勾勒现象学在不同时期的差异与分化。这主要表现为两代哲学家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这种张力的最终消解。法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德贡布（Descombes）在描述1933年至1978年的法国哲学发展时表示：在该时期的法国哲学演进中，人们可以勾画出1945年以后以3H一代著称的哲学家，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3M一代著称的哲学家过渡。[30]这是一种非常准确、恰当、精练的概括。我们的描述由于增加了最新的情形，还需要补充两者之后的综合时代。
“3H”指的是以“H”为姓氏第一个字母的黑格尔（Hegel）、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受到这三位德国哲学家影响的一代法国哲学家，大都在20世纪初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尤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突出代表。德里达将萨特的现象学—实存主义看作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式的人类学”[31]，这表明萨特集中体现了3H的影响。我们同时注意到，梅洛-庞蒂及其他同辈哲学家同样接受了3H的影响，尽管接受的具体方面并不一致。从总体上看，3H一代哲学家力图破除心身二元论或观念论，越来越突出身体的地位；他们开始注意到表达问题的复杂性，开始看到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抛弃了普遍主体的概念，注意到了“我”与他人或冲突或共处的相互关系。
这一代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清算了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或意识哲学，与柏格森主义则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不那么严格地说，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法国本土的柏格森生命哲学与来自德国的3H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法国哲学的一个新时期，一个空前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期。本来属于精神论传统的柏格森却被现象学—实存主义者加以利用，甚至被视为同路人，这显然别有意味。为现象学进入法国立有头功的列维纳斯承认，柏格森时间理论对他本人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且认为它为法国移植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准备好了土壤。[32]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关联：一些学者直截了当地认可了柏格森哲学与现象学—实存主义的密切关系，表示“实存主义的种种起源都发轫于柏格森”[33]，另外一些学者则稍有犹豫地承认了这种关系：一方面，萨特和梅洛-庞蒂对柏格森的批评表明，柏格森观点与现象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张力；另一方面，尽管萨特和梅洛-庞蒂对柏格森缺乏热情，但他们还是经常考虑他的观点。[34]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确实没有完全无视柏格森的存在，然而他们两人对待柏格森的态度也相去甚远，前者的态度更多的是批评，后者则希望从中发展出有利于自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