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梅洛-庞蒂那里还是在利科那里，他们强调的都是胡塞尔的后期思想而不是其前期思想；是其生活世界理论而不是其先验观念论。按梅洛-庞蒂的看法，胡塞尔并非始终坚持一种静态的逻辑语言观，相反，其后期著作已经出现了“转向”，远离了《逻辑研究》的最初立场，即特殊语言的存在建立在理想存在、普遍语法、语言本质的基础之上。[23]后期胡塞尔开始认识到，不应该只关注静态的语言结构或死的语言，而必须回到说话主体及其处境。梅洛-庞蒂写道：“胡塞尔称为语言现象学的东西，回到说话主体，并不只是哲学思想的要求，也是像索绪尔设想的那样的语言学本身的要求。客观地对待被给定的语言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说话主体，必须给语言的语言学补充言语的语言学。”[24]他对胡塞尔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就语言的使用来看语言，因此把语言与实存相关联，而不是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围。利科明显赞同梅洛-庞蒂的这一理解。在他看来，当代解释学的重要转折是以理解的存在论取代解释的认识论，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时期的胡塞尔可以为这种存在论奠定现象学基础。这意味着他把后期胡塞尔与早期胡塞尔对立起来。他这样表示：“如果说后期胡塞尔被列入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事业内，亦即企图用理解存在论取代解释认识论，那么早期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胡塞尔，则要受到严厉的怀疑。”[25]
在胡塞尔早期思想中，普遍逻辑语法的观念导致他强调语言的制度性方面，这与索绪尔及其影响下的结构主义相一致。就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而言，语言具有优先性，正因如此，学习语言其实就是接受既有的东西，当我们说人是说话主体的时候，这意味着人是既有语言的产物，或者说人受制于社会的法则和规范。但在梅洛-庞蒂和利科等人的现象学视域中，语言并不具有针对言语的优先性，相反地，倒是言语具有优先性，因为言语行为是构成他的生活或实存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语言的掌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接受和习得，关键在于实存活动，或者说语言是在实存活动中形成的。梅洛-庞蒂说：“语言的获得不应该局限在最初几年，它与语言的实践本身是同外延的。”[26]这样的观点否定了语言本质或逻辑语法的中心地位，突出了言语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逻辑语言有着某种“相对的精确优势”，然而“它只是一个元素”，而且“是总体语言中的一个无生气的元素”；因此，哲学家们应该“研究活的状态的语言”，这“不是逻辑学家的语言，而是演讲者、作家和科学家本人借以让自己获得理解的语言”[27]。与此相似，利科也把重心从语言转向言语，认为言语是一种实践方式，“言语也是人的言语；言语也是有限性的一种方式；言语不是纯粹的沉思，不是人的命运之外的东西；言语不是神的言语，不是创造的言语，而是人类的言语，是人的战斗存在的一个方面；言语产生和创造世界上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会说话的人创造某种东西和自我创造，但只能在劳动中进行创造”[28]。他们两个人都明显强调了语言的活动方面，而不是静态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