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交流的核心不是观念间的传播，而是身体间的交融。梅洛-庞蒂把身体提升为主体，强调了它的自发性而不是它的机械性。语言同样有其自发性、自主性和自足性：在文化活动中，“我”置身于不属于“我”自己生命的各种生命中，“我”正视它们，“我”一个一个地显现它们，“我”使它们在某一个真实的秩序中成为共同可能的，“我”让自己对它们全体负责，“我唤起一种普遍的生命，就像我通过我的身体的活跃而有厚度的在场一下子就置身于空间中一样”；就像身体的活动一样，“词或绘画的活动对于我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表达了我自己的那些词、线条、颜色就像我的姿势一样来自我，它们通过我所要说的来争夺我，就像姿势通过我所要做的来争夺我一样”[77]。语言有其自身的密度，也因此是不透明的，“因此存在着语言的不透明性：它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让位于纯粹意义，它从来都只是受到语言的限制，而意义只是镶嵌在词中才出现在语言中”[78]。语言的不透明体现的正是语言在物性和灵性之间的地位：一方面，是“语言的不透明，这是它对自己的固执的参照，它向自身的回归与迭合”；另一方面，这一切正是“使它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东西”，因为“现在它变成了某种如同一个世界的东西，能够在它那里安置事物本身”，当然，是“在把这些事物转变成意义”之后。[79]对于一个作家，尤其是诗人而言，问题不在于用现存的语言表达某种明确的观念，而是发挥语言的自主性，“语言由其自身是倾斜的、自主的，如果它最终直接意指一种思想或者事物，这不过是一种派生自其内部生命的第二能力。因此，和织工一样，作家反面朝外地工作，他只与语言打交道，因此他忽然发现自己是被意义环绕的”[80]。作家或诗人无疑关注思想性，但文学性或诗意性更多地源自语言自身的力量。
尽管强调创造，但并不意味着否定语言与世界的最终牵连，这在画家和作家那里都一样，“作品不是远离事物的、在画家拥有且只有他拥有其钥匙的私人画室中画出的：不管注视真花还是纸花，他都始终参照他的世界，仿佛他用以揭示世界的那些原则始终都是埋藏在这一世界中的”[81]。自主的作品依然以某种方式与真实联系在一起：“艺术作品并不出自任意，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出自虚构。现代绘画，一般地说，现代思想，迫使我们承认一种并不与事物相似的真理，即它没有外部模特，没有前定的表达工具，然而它却是真理。”[82]梅洛-庞蒂的这种立场否定了完全虚构和单纯表象这两个极端。他无疑承认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一种被动写实的、机械反应的关系，于是出现的是一种含混的“诗意散文”。通常意义上的散文语言，那种有用的、没有含混的语言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依赖于另一种远为困难的语言。后者要“说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是说“第一句话的问题”，儿童开始说话时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形，创造者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形，每一位散文家都重新发明了语言。梅洛-庞蒂试图让一切语言都诗意化：“我提出的并不仅仅建立在诗歌的例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可以被普遍化，可以被运用到语言中的观念。”[83]散文语言的诗意化表明的是语言的创造性之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