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之所以主张语言是表象的工具，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语言能够分身为二。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具有“散文”属性，而且具有“诗意”属性，这就导致了语言使用中的复杂情形。我们应该区分两种语言：一是能言说的语言（lelangageparlante），二是被言说的语言（lelangageparlé）[72]；或者，应该区分两种言语，一是能言说的言语（paroleparlante），二是被言说的言语（paroleparlée）。[73]被言说的语言或言语是透明的，在它的词和它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而能言说的语言或言语却在传递既有含义的同时，创造新的含义，体现为积淀和创新的统一。前者可以说是平庸的散文语言，而后者则是伟大的散文语言，是诗意的语言。这不是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而是说任何语言都有这双重属性。梅洛-庞蒂尤其关注能言说的语言，因为它涉及的是语言自身的厚度、密度或物质性方面，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被言说的语言完全抛弃在一边。语言的这种双重属性改变了它的单纯工具性，使它与观念处于某种交织中。在他看来，“既不存在着思想的物质化，也不存在着语言的精神化，思想和语言不过是单一的、同一的实在的两个环节”[74]。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明，在语言现象学中，语言既非完全物质性的东西，也非完全观念性的东西，它其实介于两者之间，在不断回归自身物质性（诗意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持其观念性（散文性）。
真正说来，语言处于物性和灵性之间，“我们可以谈语言与思想所处的关系，就如同我们谈论身体的生命与意识所处的关系那样，我们不能够把身体置于第一位，同时也不能够使身体服从，取消它的自主性（西蒙·波伏娃），同样，我们不能说语言构成思想，更不能说语言被思想构成。思想寓于语言之中，语言是思想的身体。对于哲学所寻找的客观与主观、内在与外在的这一中介，如果我们成功地、非常接近地处置它的话，我们可以在语言中找到它”[75]。这意味着语言与思想彼此侵越，相互交融。他进而表示，“思想和言语彼此期待，它们不停地彼此替代，它们互为对方的中转站和刺激。任何思想都来自言语并回到言语，而任何言语都产生自思想并在思想中完结。在人们之间、在每个人那里，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语增生，思想是这些言语的肋骨”[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