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都追求表达的绝对清楚明白：在一种完全理想化的状态中，语言成为表象观念的绝对透明的工具。我们希望没有任何歧义地进行交流，“符号本身并不表示任何东西，它们从来都只表示我们习惯上让它们表示的那些东西”[64]。这样一来，交流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提供给别人以新的东西，别人于“我”也是如此，“我明白人们向我所说的东西，因为我事先就知道人们向我说出的那些词的意义”，两个人之间最终发生的一切“仿佛是语言没有存在过”[65]。这无疑突出了语言的普遍沟通能力，强调了语言的直接性。人与人之间似乎可以进行纯粹的精神沟通，纯粹的思想交流，而语言则在这种交流中自行消失。然而，真正说来，任何表达包括科学表达都不是被动的工具。科学并不简单地表述在己的真理，因为科学语言也具有创造性，“表达处处都是创造性的”[66]。这种创造性源于语言与观念或实在之间的非直接性，“在从精神中驱逐了语言是其译本和编码本的原文观念后，我们会看到，完整表达的观念等于无意义，任何语言都是间接的或暗示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是沉默的”[67]。我们通常说艺术是沉默的，言语是富于表达的，然而从语言现象学的观点看，“言语像音乐一样沉默，音乐像言语一样富于表达”[68]。这里的表达不同于表述，前者指向创造，后者指向机械模仿或复述。
语言往往是在某种氛围中实现其表达功能的。“我”在说话，但最为重要的却是“我”对周围对象的一种不言明的身体指向，这烘托出某种气氛，意味着身体与周围世界的某种相互性，而没有预设对身体或环境的任何论题化。在说话的时候，含义的确给予言语以生机，这就如同世界给予“我”的身体以生机一样。但这绝对没有先后关系，它们彼此是相通的。含义在隐隐约约的在场中唤醒了“我”的意向，而不是呈现在“我”的意向面前；“我”的言语生产了某种含义，而不是被动地传达它。我们不能指望以某种确定的语言去表达某种确定的思想，尤其是无法完整地把握它，暗示和沉默始终在起作用。真正的交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的：“在无论什么样的语言中存在的都只有暗示。充分表达的观念本身，准确地涵盖所指的能指的观念本身，最后还有完整交流的观念本身都是矛盾的。”[69]这就要求我们放弃追求语言的绝对透明性，并因此看到语言有其自身维度。梅洛-庞蒂这样说道：“语言除了与自己的关系外没有别的什么——在内心独白中和在对话中一样不存在着‘思想’。言语引起的是言语，而且，在我们最为充分地‘思考’的范围内，言语是如此准确地充塞我们的精神，以至于它们没有在此为纯粹的思想或者为不属于语言活动的含义留下空白的角落。神秘之处在于，恰恰在语言如此着迷于它自己的这一时刻，仿佛通过一种增添，它能够为我们开启一种含义。”[70]很显然，语言现象学家并不否定语言与思想、与含义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承认有某种含义等待着作为工具的语言去表达。语言和思想并不是平行对应的两种秩序，相反，它们两者都分身为二，在保持为自身的同时延伸到对方之中。也就是说，它们两者是彼此侵越的，于是，“表达活动发生在能思维的言语和会说话的思想之间，而不是像人们轻率地说的那样，发生在思想与语言之间”[71]。换言之，思想和言语不是彼此对应的，而是相互包含或相互交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