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厘清和把握两大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不是简单地断言两者完全对立，甚至武断地认为后者取代了前者。在我们看来，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马塞尔（Marcel）、列维纳斯（Levinas）、利科以及后来的亨利（Henry）、马里翁（Marion）等著名哲学家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国现象学家，但该派的范围还可以扩大，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利奥塔（Lyotard）、布尔迪厄（Bourdieu）也都可以归属于这一流派。[7]当然，后面四位更多地带有“解构”而不是“建构”的性质，他们往往不愿意过多地把自己局限在比较专门或者严格的哲学范围之内，而是借助现象学的某些方法或策略来探讨其他学科，并因此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为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德里达明显受到了现象学传统的影响，人们大体上承认他可以被归入现象学之列。[8]有学者表示，萨特和梅洛-庞蒂通过对对话的经验和知觉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而“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在“对现象学最终基础的考察”中，他并没有“推导出主体已经死亡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范围内推导出了主体的有限性”[9]。其实，福柯也与现象学关系密切。他对海德格尔（Heidegger）尤其是对《存在与时间》的关注，他对“经验—知识—权力”问题的探讨，他对审美实存论的建构，无不表明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现象学的因子，更为重要的是，他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反人道主义”。[10]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泛的“现象学方法”的旗帜下或者说在与该方法的关系中将一些主要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关联起来。
事实上，在现象学—实存主义和结构—后结构主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一方面，即使正统的现象学家也逐步朝着后现代哲学转向。梅洛-庞蒂既接受了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的影响，又受到索绪尔（deSaussure）的深刻启发；通过评介和讲授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他推动了结构主义的诞生，有人甚至将其列为早期结构主义者，他无疑具有转折时期哲学家的性质。以文本解释学著称的利科则表示，他所揭示的叙事语言既是现象学所主张的主体意识的意向性，又是结构主义坚持的预先决定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的客观结构。他进而承认他自己关于叙事问题的研究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及热耐特（Genette）的结构主义。[11]此外，列维纳斯、亨利、马里翁等人也接受了后现代哲学中的许多东西，或者，他们至少是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中从事现代哲学的事业。另一方面，许多结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比如，德里达和福柯从康德（Kant）、黑格尔等早期现代哲学家那里寻找后现代有关主题的源头，更不用说从后期现代哲学家马克思、尼采（Nietzsche）和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灵感了，他们也因此与现象学家共同分享着许多现代性资源。事实上，结构—后结构主义并不完全对立于现象学，因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动是从现象学中生长出来的”[12]。德里达明确地承认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一致：“现代结构主义或多或少是在对现象学直接或公开的依赖中成长壮大的，这足以让它服从于西方哲学的最纯粹的传统，这个传统越过它的反柏拉图主义，将胡塞尔重新引回到柏拉图。”[13]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仅仅把萨特视为一个引子，与他同时代的梅洛-庞蒂以及随后的一些人则是我们重点探讨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对“当代法国哲学”的一个大致的圈定。这里的“当代”显然完全排除了早期现代，部分地排除了后期现代，后现代及随后的发展则完全被包含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