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既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立场，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当代生态运动，力图把生态运动引向有组织的激进生态政治变革，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强调了生态学的政治维度和阶级维度，避免了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抽象道德说教。但是，应该看到，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同生态运动的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流露出浓厚的悲观情绪。“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来指导生态运动从而使我们能够提出介于能源浪费的资本主义和能源浪费的极权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第三条道路’呢？关于这一点的答案是很难作出的。我们并不是说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少数人能够克服异化消费和找到非异化的劳动，整个制度就可以趋向于生态社会主义了。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天真的、唯心主义的方案：这种制度会在强大的公司权力面前动摇。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人不仅相信他们的异化消费是浪费能源和于个人无益的，而且相信质的改变在于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使我们使工人确信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使他从其异化劳动（工厂或办公室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怎样才能使阶级斗争集中关注生态激进主义的问题呢？我们的回答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迄今尚没有据以实现这种和谐的适当的阶级激进主义纲领。”[4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流露出这种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当代西方一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方的工人党采纳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当然也谈不上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另一方面则在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世界仍然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且西方左派力量日益分化，作为推进激进生态政治运动的革命主体远未形成。如何重新组合西方的左派力量，形成实现社会变革的革命主体，成为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面临的难题。而在革命主体问题上的追寻、困惑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并非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独有，而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说，如何使生态政治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待克服的难题。
[1] 参见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上篇，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2]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2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3] ［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4] ［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14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 ［美］R.纳什：《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2～3页，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7] 参见章建刚：《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载《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136～13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 ［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8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9] ［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145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10] 参见［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第四章，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