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必须克服生态主义忽视生态运动的阶级维度，进而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缺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生态主义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理论基础，要求用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看不到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阶级根源，不仅没有把握生态危机的实质，而且在生态问题上采取了漠视工人生存权利的激进环保主义，造成了生态运动同工人阶级的相互敌视和对立。这种脱离阶级运动的生态运动是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建构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27]实际上，生态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且它更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的人群在占有、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环境运动实际上包含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不应该忽视生态危机的阶级维度，而应该通过生态战略转换，实现环境运动同工人阶级的同盟，最终实现环境正义。
最后，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对此，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断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以获得利润为其生产目的，它在本质上和生态理性是一致的。当然，高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指现存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现存的社会主义依然奉行的是经济理性，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抛弃经济理性，而代之以价值理性，才能真正实现对生态的保护。显然，高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生态社会主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呢？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非官僚化”和“分散化”两个概念。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打破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实行民主化，让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到生产的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中，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使人们把劳动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所谓“分散化”，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集中和日益扩大的趋势，改变大规模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代之以小规模生产和中间技术，实现技术运用的生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