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因此他们提出了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革相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以下我们将分别论述他们上述生态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实现社会结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必须把生态主义同社会主义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把社会结构变革同社区生态自治、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西方的绿色政治学之所以难以得出积极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绿色思潮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不能结成同盟，其根源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误解。这种误解主要体现在：在生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那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生产主义者”，是一种无限制追求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者又把绿色主义看作一种确保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真正实现其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性的批判，使交换价值服从于使用价值，而是把自己规定为一种能够完成资本主义所作的那些许诺的一种运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进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第二，社会主义将实现备受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达到物质富足的许诺”[25]，其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而绿色主义所主张的平等分配财富和经济慢增长或零增长，又会损害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生产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危机，最终会使企业以破坏生态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真正联盟，就必须实现如下两个方面的转换：其一，绿色生态思潮必须认识到，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全球分工，仅仅拘泥于地方性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其二，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内涵，即应该以保护生态为基本原则进行更高效率的生产。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转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完全能够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的。而且事实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不仅不相互矛盾，而且二者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6]。只有把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克服生态主义忽视生态危机的政治维度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