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论围绕着是肯定还是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两种类型的生态思潮存在着共同的缺陷。体现在：其一，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是拘泥于抽象生态价值观的角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秉承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其二，都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解决生态危机，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本质绝非仅仅是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生态危机虽然以人和自然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则表现的是人与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和危机。同时，生态危机表征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出现了危机，而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注定不会成功。事实上，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又通过殖民活动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资本在当代又通过全球化运动，不仅利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且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进而转嫁生产垃圾与生活垃圾，造成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使得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既不可能找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不可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
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是在借鉴或认同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然也具有上述生态思潮所具有的缺陷。不仅体现在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过于关注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维度，而相对忽视对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研究，其结果是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危害。具体说：一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无法建立起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仅仅寄托于人们生态道德境界的提升来展开生态文明建设，无法保证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们实践行为的底线；二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政治维度的研究，认识不到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产生不仅与我们的认识水平、发展模式的缺陷相关，而且与资本的全球化、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不改革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难以真正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三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经济维度的研究，认识不到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进而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与发展对立起来，难以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到真正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应当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