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做法，强调应当坚持从哲学价值观维度、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三个方面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通过实现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主张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的引进和评价，并逐渐拓展到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呈现出借鉴和认同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现象，主要体现为形成了学术界用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范式和范畴挖掘、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的潮流，难以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西方霸权话语，不利于中国的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展开。这是由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虽然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但其理论性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和西方的利益，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具体说来，生态中心论者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建立在这一哲学基础上的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正是在这种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人类把自然仅仅看作服从于自身需要的被动存在物，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使用和生态危机，这就决定了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否定和抛弃这种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现代人类中心论者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因为“物种存在以其自身为目的。若是完全为了其他物种的利益，它们就不能存在。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物种的目的是持续再生”[3]。同时，生态运动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就是捍卫人类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应该被否定。但是，问题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却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其结果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需要否定和改变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基于以上认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论者主张把以“感性偏好”为基础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改为基于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以“理性偏好”、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