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皮尔士与分析哲学的起源
在中国，“皮尔士”（）之名是伴随着詹姆斯（）和杜威而为人所知的，他们都被看作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但皮尔士的真正贡献却鲜为人知。2014年7月16—19日，皮尔士学会和皮尔士基金会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皮尔士去世一百周年的国际大会，主题为“探索21世纪的哲学”。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名学者，全方位、多角度地讨论了皮尔士对当代科学、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哲学、宗教以及社会的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了皮尔士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先驱的地位，由此引发了我对皮尔士与分析哲学关系的思考。
在大会前夕出版的《皮尔士：五个问题》一书汇集了世界范围内的35位皮尔士研究专家对皮尔士思想的基本评价。苏珊·哈克（SusanHaack）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把皮尔士的工作看作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先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他自己时代的思想宝库。”“关于皮尔士的哲学遗产，我只想说，他在许多领域的贡献多不胜数，任何一个哲学领域，如逻辑和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探究理论、科学哲学、宗教哲学、宇宙论、心灵哲学、甚至伦理学和美学，无一不从他那里得到思想资源。”[1]辛迪卡（）则明确地把皮尔士看作现代逻辑的真正创始人。他认为，皮尔士在当时真正掌握了数学家们的工作逻辑，他没有像弗雷格那样对数学进行形式化，而是用图示方法轻松地将其扩展为填补空缺的工作。雷谢尔（）把皮尔士的哲学描绘为处于除旧开新的交叉路口：皮尔士与怀特海（）共同告别了在多方面受到科学影响的思想体系，这些在康德和黑格尔时代是典型的体系哲学；而在新的方面，皮尔士的工作则代表了一种转向，即寻求重塑莱布尼茨的策略，用实践去证明理论，追问探究和思辨中的成功实践，不仅把这些看作理论的指导，更是看作对其恰当性的仲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的主导观念是，把实验室的实践、可行的途径以及公共论坛看作思辨性研究的必要指南。其实，这里体现的正是西方近代科学形成以后出现的实证主义精神，也就是皮尔士提倡的“实用主义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