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者喜欢谈道德形上学，要为善寻找形上根据，而根据《性自命出》以及其他古代文献，似乎还应提出情感形上学，为情感寻找形上的根据。不只是从经验层面去谈情，而是联系到一个超越层面，联系到天地的根本来谈情。正是在这一点上，古人包括《性自命出》对性、情的理解，特别是对自然情感的理解，与后人显示出不同之处。因为后来的学者往往是从负面去理解情，故喜欢谈节性，只谈到了“节”的一面，而忽略了“顺”的一面。《性自命出》则提出“道始于情”，“礼作于情”，礼恰恰是来自情，要以情为本。主张“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要在情与礼（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性自命出》为子游一派的作品，反映了该派对礼乐、性情的认识和理解，其论情的思想对以后子思也有影响，这即《中庸》的“中和”思想。《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认为“天命之谓性”，性来自天，是上天的赋予，喜怒哀乐之未发即是性未与外界接触，是恰倒好处、先天的和谐状态。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认为人性中先天的和谐是天下最大的根本，礼乐教化都应从情出发，符合情的需要，这与竹简“道始于情”“礼作于情”表达的正是同一个意思。《中庸》还提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致中和”就是一种双重的和谐，既要符合人性，又要符合现实秩序，符合礼仪，所以关系到“天地位”“万物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致中和”与竹简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实际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它们都承认有一个先天之情，有个“中”，有个恰好的状态；都强调既要照顾到情，又要顾及现实的秩序，所以《中庸》的“中和”说与《性自命出》的思想恰好是可以打通的，是受了后者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论情的传统，在孟子那里反而意外中断，不见了踪影。以后荀子虽提出性恶论，也就是情恶论，与以上论性的传统有所不同，但其思想中也存在与后者一致的地方。如荀子提出“生之所以然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其中“生之所以然”之性即是先天之性，超越之性，实际是生之理；“不事而自然”之性则是前面超越之性在和谐状态下所产生的生理经验之性，主要是情。又如，荀子认为“辟耳目之欲”只能达到“浊明外景”，是一般的精神境界；而圣人“纵其欲，兼其情”，顺着情感欲望而动，又能自然符合理，所达到的是“清明内景”，是更高的精神境界（见《荀子·解蔽》）。这说明，荀子也曾联系到超越层面来谈情，对情曾作出正面的理解和肯定，荀子思想似存在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