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湖北荆州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一批竹简，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竹简的写作应该更早，基本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为了解这段“考古者为之茫昧”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尤为珍贵的是，这批竹简中涉及子思的作品，为我们了解子思思想以及子思时代的儒学提供了难得的机缘。
通过这批竹简，改变了我们一些固有的看法，对这一时期的儒学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传统上学术界认为，“仁内义外”说乃告子的观点，是儒家批评和反对的，根据就在于《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但郭店竹简中有大量有关“仁内义外”的论述，表明“仁内义外”曾经是被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内涵虽然比较复杂，包含了不同的含义，但其中一种含义是针对内在道德律和外在道德律而言，认为道德原则有些是“生于内”，有些是“生于外”；仁是生于内，义是生于外。而道德实践就是要从“仁内”和“义外”两方面入手，做到二者的统一。这种“仁内义外”说与告子强调仁内与义外的对立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从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到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再到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实际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论的一个探索过程。[41]更为重要的是，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是子思也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子思亦有类似的思想主张。郭店竹简中有属于子思的《五行》一篇，其中提到“形于内”的“德之行”和“不形于内”的“行”，实际就是内在和外在道德律，与“仁内义外”说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五行》论述“德之行”的前半部分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孟子，而论述“行”的后半部分则与以后的荀子存在更多的联系。所以孟、荀虽然看似对立，但却都与子思的思想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子思以后儒学的发展是多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孟、荀不过代表了这一分化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已。[42]
又例如，传统上学术界认为孟子讲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之分，二者是对立的。但是郭店竹简中有《穷达以时》一篇，明确提出一种天人之分，通过天人之分探讨了人与命运的关系。这种天人之分与以后孟子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孟子把它发展为一种“性命之分”。[43]《穷达以时》属于子思一派的作品，通过这一新发现的作品，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古人谈论的天人关系实际是有着不同的层面。所谓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在这些不同层面分别展开的。孟子虽然主要谈论人与命运天的关系，荀子更多地谈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但他们也都谈论到其他的层面。所以谈论儒家的天人观，就不应停留于其中的某个层面，以及孟子、荀子对其的具体理解，而应对这些不同的层面以及孟、荀的观点进行统合，发展出完整、丰富的儒家天人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