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释古这个概念，我们的看法也不一样，廖名春认为应该讲“证古”，就是用出土文献考证古史；郭沂则说应该是“正古”，有两层意思：一是古史是基本正确的，二是古史是需要修正的。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还是应该讲释古。这是因为古史中既有客观性比较强的部分，也有主观性比较强的部分。像时间、地点，比如这本书是什么时间写的、作者是谁等，这是客观性比较强的；但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好是坏，其行为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则属于主观性比较强的。出土文献主要解决的还是客观性比较强的问题，如帮助我们解决古书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但整个大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书写历史。他可能选择了某些材料，舍弃了另一些材料。对同一个事件，张三从一个角度作出解释，李四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作出解释，这些都不能仅仅靠新出土材料来解决。历史上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代代地不断地探讨、争论下去，每一代的讨论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这些问题是没有最终答案的，所以还是需要释古。
宋：李学勤先生曾经谈到过关于儒学热的问题，他说，热总是要比冷好一点。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今天的儒学热及昨天的冷？有一次开会谈到孔子、儒学，有一位学生干脆来了一句：应该把它们从中国人的脑海中剔除！听后我感到一愣，想解释些什么，却又在忧思中选择了沉默。在国学热背景下，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又应当怎样理解？
梁：这是长期延续下来的一种对待儒学、对待传统文化非常严重的误解。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学者中可能已不多见，但在社会上还很有市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参加杜维明先生主持的一个研讨会，有一位研究科技哲学的学者就突然说，不要谈什么弘扬儒学，首先应该把儒学从中国人的思想中铲除掉。与你说的情况完全一样。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实中有这么多阴暗面，像腐败，不公正，包二奶，等等，这不都是儒学造成的嘛！要铲除社会的阴暗面，就要首先铲除儒学。这种简单、可笑的看法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是从“文革”来的，是“文革”思维的延续。“文革”讲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无产阶级新人必须与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80年代这种思维方式又有一种新的表现，当时是讲现代化，而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反传统。90年代学术界有一个转变，不再把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二者既有一种张力，也有一种联系，不仅可以站在现代的立场批导传统，也可以站在传统的立场批导现代。这是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界的一个普遍认识。但是在学术界之外，很多人还停留在“文革”、80年代的认识水平上。他们往往把现实中的问题归到传统，归到儒学，归到孔孟，认为要改造现实，就必须反传统，批判儒学。不仅社会上有这种认识，学者中也有。前段时间，刘泽华先生写了一篇质疑国学的文章，刘先生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将传统文化定位为王权主义；二是认为“文革”是传统、儒学的复活，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那么，“文革”与传统、儒学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但是能不能说传统、儒学必然导致“文革”呢？当然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就是一直在发生“文革”，“文革”不是十年，而是两千年。我想刘泽华先生本人肯定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既然传统、儒学并不必然导向“文革”，那就说明传统、儒学中还有很多制约“文革”发生的内容，这就是传统中优秀的部分、积极的部分，传统、儒学并不仅仅是专制主义。对于现实中的问题也可以这样去思考，现实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阴暗面，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传统中优秀、积极的内容被破坏了。如果传统中优秀的部分还在，现实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弘扬传统，弘扬儒学。弘扬自然是弘扬传统、儒学中的积极、优秀内容，但目的则是发展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思想体系，包括儒学体系。
（原载：《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