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我觉得这类似于文物鉴定。例如一件字画或瓷器，专家看一看就会告诉你它是什么朝代的。这里有没有标准？当然有，比如纸张的质地，胎质的厚薄等；但鉴定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经验的积累，有感觉的成分在里面。“子曰”的问题也是这种情况。首先，比较可靠的“子曰”应该是《论语》中的记载，这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判定其他“子曰”的一个标准。如果有些“子曰”与之差别太大，有明显冲突的话，那就可疑了。有些“子曰”，《论语》中虽然没有类似的表述，但思想上差别不大，这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我是采取这种方法。我研究《缁衣》《表记》《坊记》时，把其中的“子曰”和《论语》做一个比较，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论语》有“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缁衣》也有一段“子曰”，前面与《论语》这段文字基本相同，后面却笔锋一转，提出“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认为该用刑还是要用的。《坊记》中有一段“子曰”甚至引用到“《论语》曰”，这些显然应该是后人的假托。如果对文本做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现象，这些“子曰”不好说都是孔子的话，可能是出自孔门后学之口，我称其为“内在诠释”。如果说它们是在儒家脉络中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是可以接受的；但不好把它们都简单归为孔子的言论，除非你说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孔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宋：冯友兰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后来的学者对这三种趋势颇有争议，李学勤先生认为冯氏不是单纯地以此指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此外，廖名春先生和郭沂先生等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对此您也有自己的见解。这里能具体谈一下您的理解吗？
梁：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引起了很多争议，甚至发展为论战。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思考。据我所知，李先生的那篇文字是源自他的一个报告，是别人帮他取了这么个题目。这个题目或者提法好不好呢？我认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方法是需要“走出”的，但怀疑精神却无法“走出”。我们得承认，前些年学术界是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顾颉刚是矫枉过正，过分走向了“疑”，但近些年大家好像对什么都不疑了，什么都相信。确实有这样一个倾向，甚至连释古这个概念都遭到质疑，廖名春、郭沂等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主张该疑则疑，该信则信，还是要有怀疑精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郭沂认为先秦典籍中的“子曰”都是可靠的，而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孔丛子》中有一段材料，是“孟轲”与子思的对话，我认为这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因为两个人不生活在一个时代。郭沂则认为有两个孟子，此孟轲非彼孟轲，一定要把这段材料解释合理。这就代表两种不同的方法。郭沂代表了“信”，我代表了“疑”。其实你把这段材料解释通了，《孔丛子》中还是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如果你非要这么做，那就是由疑古走向了信古，对此我是一直保持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