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郭店竹简时，注意到从孔子、子思到孟荀，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双线的，子思对荀子也产生过影响——这是我解读《五行》篇得出的结论。《五行》篇是子思学派的作品，它不仅对孟子有影响，与荀子也有联系。所以说从子思到孟荀，实际上是儒学内部的分化过程，分化一方面意味着深化，使其思想、学说变得更为深刻；另一方面是窄化，把丰富的传统变得狭窄了，各执一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谈道统，就不应在谁是正统上争来争去，而应该把他们统合起来，所以我用了一个多少有点口号式的说法——“回到子思去”。这里的“子思”代表了儒学丰富的传统，而“回到子思”则表示把孟荀重新统合起来，是对儒学的再创造。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下一步我要转向荀子研究，在《思孟学派》的最后一章中，荀子实际上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宋：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对“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一章很感兴趣。这涉及在今天我们如何去更好地理解儒学的丰富性，如何充分发掘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荀子这样一种儒学发展的思想资源，去建构新的新儒学新思想体系。不过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和观念的束缚，原先对于早期儒学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存在着不少偏失之处。尤其是对儒家思想流派的传承和流变，在理解上更是歧义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关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认识，过去的研究显得过于模糊。随着郭店简的问世，人们欣喜地看到了关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宝贵文献。但是不得不承认，许多问题的争议依然相当大。
梁：其实我对“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在我这部书中，我只涉及曾子、子游、乐正子春等少数人，其他“子”涉及得很少，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思孟。但是我认为“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研究的确非常重要，或许可以成为下一阶段儒学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一方面出土了很多新材料，另一方面传世文献也被带动起来，比如说《礼记》就非常重要。《礼记》中包含了大量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如《中庸》本来就是《子思》中的一篇；《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来自《曾子》，后来都被收在《礼记》中了。现在最好是用“二重证据法”对《礼记》各篇进行研究，时机成熟了就做一篇，一篇篇把它们的年代、学派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再对七十子及其后学做全面的研究。
宋：现在有学者提出要走出“传统的”用较晚近的书籍成书规律来判断先秦古书的辨伪方法，在古书考辨上，应把出土文献所揭示出的古书成书过程中的诸多早期特征考虑在内。因为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古书成书的真实细节，就郭店简而言，您认为这些研究对古书成书情况有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