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由于大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出土文献上，有些过热，相反对传世文献重视不够。于是有人提出，出土文献只是一种边缘性的材料——因为它后来毕竟失传了。对于这些边缘性材料投入这么多精力，这么大热情，究竟合不合适？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出土文献不可笼统地说是边缘性的材料，虽然它后来失传了，但原因很多，不可据此否定其价值。从现在研究的情况来看，像《五行》《性自命出》《鲁穆公问子思》包括上博简的一些文献，其实有很高的价值，对其进行研究是很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否认传世文献的重要性，对传世文献也要同样重视。
我在研究中一直是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绝不偏于一面，比如我研究《中庸》《大学》《礼运》，还有《大戴礼记》的“曾子十篇”，都是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出土文献可以激活传世文献，同样，传世文献也可以加深对出土文献的理解。我一直强调，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都要重视，不可偏废，最好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
宋：资料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您以出土文献郭店简为切入点，着眼于思孟学派的研究，试图理顺儒家道统的前缘后续，构建自己的一套环环相扣的道统链条。而前人对道统的研究不乏其数。那么，您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前人的地方是什么？
梁：《思孟学派》最后一章结束在道统上：“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因为思孟学派和道统是联系在一起的，思孟学派后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由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死后，“不得其传焉”。这个说法后来被宋明理学家，包括二程、朱熹普遍接受，确定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谱系，当代新儒家里牟宗三等人也持这种观点，所以思孟实际就是道统的化身，谈思孟学派就不能回避道统这个问题。
但是谈到道统，发现它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于韩愈的道统论，后世有很多批评，认为它是一线单传，孤立、易断的，用钱穆的话说，“时时有中断之虞”——时时有中断的危险。这种道统论把荀子、汉唐儒学都排除在外，以后又发展出“儒学三期”说，即先秦是一期，宋明是一期，当代儒学的复兴又是一期。可是李泽厚先生针锋相对，提出“儒学四期”，加上汉唐儒学一期，把荀子、董仲舒都包括进来。我在哈佛的时候，杜维明先生曾对我讲：“我一直把李泽厚看作重要的辩论对手。”这多少出乎我的意外。那么，他显然指的是李泽厚的“儒家四期”说。所以对从韩愈、朱熹一直到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一直有批评意见，认为它主观性太强，把丰富的儒家传统搞得狭窄。你把荀子排除出道统，有些人就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荀子才是正统。台湾学术界就有这种情况，台湾以前新儒家的影响很大，一直是尊孟贬荀，牟宗三有《荀子大略》，基本是这个意思。最近台湾有学者提出“新荀学”，认为荀子才是正统，为荀子鸣不平。美国有波士顿儒家，但人数并不多，还以查尔斯河为界分为两派，一方是尊荀，一方是尊孟，我觉得很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