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你提到的“十年磨一剑”，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当时我每年都在想明年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出版。我2001年博士后出站时已写了十几万字，当时想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修订、完善，总应该可以了吧？但总是一篇文章写完了，马上又有新问题冒出来，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写下来。说我十年磨一剑，花十年功夫写一本书，并非我的本意，而是被动带进去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其实当时我内心也很着急，姜广辉先生（他当时是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主任）曾多次对我说，文章不可能十全十美，差不多就可以拿出来了。姜先生所说不是没有道理，当时思孟学派是热点，研究的人很多，有一个“第一部”的问题。但良知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宁可晚出几年，也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所以为学的关键首先还是要钻进去，古人讲为学好比“凿井及泉”，只有你钻进去了，才能做到“源泉滚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宋：每批出土文献的问世，如郭店简、上博简及去年的清华简，似乎都对传世文献产生了冲击。比如您借助出土文献对“慎独”提出“诚其意”的新解；认为“仁内义外”说曾为早期儒家普遍接受。对此我们要如何正确看待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另外，今人多谈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意义，反过来，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有何意义？
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在研究中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研究出土文献，如果有相关的传世文献，肯定对理解前者有帮助。同样，出土文献也会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传世文献。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郭店竹简公布的时候，有《唐虞之道》一篇，谈到禅让的问题。当时李学勤先生提出，文中这么激进地提倡禅让，恐怕不是儒家的作品，应该是纵横家的。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关注。但是等上博简第二册发表，其中有《容成氏》《子羔》两篇，也是在谈禅让。这个时候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为什么这三篇文章都在谈禅让？它们年代也大致接近，这是偶然的吗？禅让的问题在传世文献中有没有反映呢？顺着这个思路去检索，果然有，只是以前不被注意罢了。比如《战国策》中记载秦孝公曾要禅让商鞅，魏惠王欲传国于惠施，公孙衍鼓动史举游说魏襄王禅位于魏相张仪等。值得注意的是，被禅让的一方并不觉得禅让有什么不妥，不认为是个大逆不道的行为，而是说把国禅让给别人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接受岂不是更好？说明当时在人们观念中禅让是合理的，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我提出，战国中前期社会上实际存在着一个禅让思潮。这就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结果。
有了这个认识，回过头来我再读《礼运》篇，理解就不一样了。关于《礼运》，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属于道家，也有的说属于墨家，根据就是它与一般儒家作品有所不同。我认为，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虽然有很大发展，并最终出现了燕王哙的让国事件。但由于燕王哙让国最终失败，并导致齐国的入侵，对宣传禅让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禅让宣传渐趋低潮。《礼运》篇前面一段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就是要实行禅让。后面接着讲“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天下为家”就是世袭。《礼运》认为禅让行不通了，要改为世袭，显然是与当时的禅让思潮密切相关，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的。这样，就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把二者打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