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我的求学经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西安是一个阶段，1998年来北京后是一个阶段。我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的，当时整个社会学风是重思想、轻学术，在这样的风气下，我自然也深受影响。那一代学生的优点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有使命感，关注重大理论问题，但对学术重视不够。但是到了90年代出现了学术的转向，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当时我自己是比较痛苦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年轻人，风华正茂，为什么要钻进“故纸堆”，做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呢？动力何在？热情何在？另一方面，我当时的研究也遇到困境，深入不下去。虽然关注宏大的现实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一下解决不了，所写的论文在学术上显得粗糙，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博士论文，尽管有很多的闪光之处和思想性火花。1996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做一些调整。这个时候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訄书评注》，是为章太炎《訄书》做注；一本书是《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这两本书在以前我是根本不可能去写的，开始也是被动参加的，但是一旦决定去写，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两本书花了将近四年时间。
看过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非常烦琐。注疏和编年是传统学术的基本功，但我们上学时学校已经不讲授这些内容了。我当时写这两本书，没有明确的目的，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一种麻醉，是我当时复杂心理的反映。但现在我比较明确了，就是你可以谈思想，但思想必须有学术的支持，否则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学术转向并没有问题，必须有这样一个转向，但是强调学术也不是说要忽略思想，一个真正好的学者、一流的学者，一定会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80年代成名的学者，他们思想上虽然很敏锐，但缺乏的恰恰是学术，他们的书除了一些启蒙语言，基本读不下去了。
1998年来北京，到了历史所，是我治学的另一个阶段。历史所提倡实证、朴实的学风，与我前面两本书的做法正好相合。我想既然到历史所做博士后，就要学一点新东西。当时李学勤先生影响比较大，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读李先生的文章，揣摩其治学方法，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到了2000年，我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很多朋友、师兄师弟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怎么变化这么大？你以前好谈义理，现在却做起考据了。其实你仔细看，我那些考据文章的背后，关注的还是思想、义理的问题。
我到北京后，庞朴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庞先生在很多场合讲过：“梁涛很像我。”庞先生的文章我以前看过，但不好说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接近的，就是我们都注重把义理与考据结合起来。庞先生说他是用汉学的方法做宋学的问题。我觉得概括得很好。我不好说我也是这种方法，但我确实是一直向义理与考据的结合这方面努力的。
我还有一个感触，北京的学术环境与西安有很大的不同。郭店竹简公布时，我还在西安，已开始关注郭店竹简研究，但只是个人行为。到了北京特别是历史所之后，感觉到这里的研究完全是一种集体行为。社科院不用坐班，一周只来一次，来一次也没有什么事，大家就是闲聊。当时郭店竹简的研究正处于**，身边研究的人又多，话题自然集中在出土文献上。今天你有什么发现，他读了什么文章，大家彼此交流。这样一种氛围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到了人大，教授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彼此缺乏交流，反而显得闭塞了。所以交流是很重要的，而且最好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形态的交流，这个最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