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这时我的工作单位已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承担起一定的教学任务。但我对思孟学派研究仍感意犹未尽，于是在教学工作之余，除了最终修订、完成《回到“子思”去》一文外，又写了《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意义》及《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与早期儒学的政治理念》两篇论文，至此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才算告一段落，而这时距我来北京已有十年之久。
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一般多侧重于义理的阐发、分析，而不太注重文献本身的研究，我以前也不能例外。但在接触到竹简研究后，才认识到文献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研究出土文献不可能离开传世文献，通过相关的传世文献，往往可使晦涩难懂的竹简文字一下变得豁然开朗。同时，出土文献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传世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等问题，这就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二重证据法”，所以要想研究出土文献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是不可能的。郭店竹简公布后，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纷纷涉足其间，却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来社科院历史所后，对文献研究特别留意，专门下了一些功夫，在做博士后期间，我写了四十万字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与刘宝才教授合作，我撰写春秋战国部分），从年代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先秦学术思想做了细致梳理，为本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在研究中我也力图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如我利用郭店竹简材料讨论《大学》《中庸》的成书，利用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有关禅让的材料对《礼运》进行思想定位，并推断其大致的成书年代，就属于这方面的尝试。2004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公布后，其中有《内礼》一篇，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孝》等篇相关，于是我立即展开研究，发现《大戴礼记》中保留的“曾子”十篇实际就是来自《汉书·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其内容是基本可靠的，只是在流传中后人对其做了删改。我将这些材料运用到曾子学派的研究中，使其面貌大大充实、丰满起来。
我的思孟学派研究，受到了多位前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最为幸运也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前辈学者中，庞朴先生与我关系最为密切，对我的帮助也最大。我开始从事竹简研究时，庞朴先生正好创办了“简帛研究”网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我有了文章也常在那里发表，一段时间我成了该网站发表论文最频繁也是最多的学者。我与庞先生很快成了忘年交，皂君庙庞宅也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庞先生总是第一个阅读，而且不吝夸奖、鼓励之言，有了不同看法，却只是婉转地予以表示。2005年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庞朴先生担任主任，他将中心的研究重点确定为思孟学派，并让我承担了《思孟学案》一书的写作。该书以传统学案的形式对子思、孟子的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可看作本书的姊妹篇。我从庞先生身上学到的，不只是为学方法，还有他“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