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1998年，郭店竹简正式公布，随即引起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此后出版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如果没有利用郭店竹简及随后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便会被视为“过时”，不具有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我此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学说研究》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正好在这一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受身边同事研究热情的影响，同时为了弥补博士论文的不足，我也开始关注起出土文献研究，将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到2001年年初博士后出站时，我已完成了十五万字的工作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四五篇相关论文。在博士后报告鉴定会上，庞朴、姜广辉、陈来、廖名春等学者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对其补充、完善，争取早日出版。然而这时我感到学术的大门似乎才刚刚向我开启，一连串的学术问题迎面而来，有待我去思索、去探索。例如，在鉴定会上我曾提出，以往学术界将孟子性善论与之前“即生言性”的传统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从竹简的材料来看，孟子性善论与“即生言性”实际也存在一定的联系，由此或许可以打开孟子研究一个新的视角。然而当时还只是一个想法，没有落实为具体的研究成果。又例如，我虽已完成了《竹简〈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心性论》一文，但对如何理解、处理竹简中的人性论材料，如何建构早期儒学心性论理论框架，仍感到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文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已心有不安，感到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所以博士后出站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后，除了参加一些集体课题外，我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研究上，五六年时间又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这方面的论文，较之博士后报告，这时的研究已更为充分、深入，字数也达到了四十余万。
2006年，我申请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本想在去哈佛前将课题结束，但杜维明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在哈佛搞一个seminar（研读班），专门研讨思孟学派，为此他邀请了陈来先生主持，建议我还是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作为在哈佛期间的研究课题为好。我接受了杜先生的建议，于是又带着这一课题来到了哈佛。哈佛的一年时光是美好、愉快的，而每周五在YenchingHouse举办的seminar更是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第一学期我们读《五行》，第二学期读《中庸》，大家自由争论，互相辩驳，畅所欲言，往往一两句经文便会用去一下午的时间，但丝毫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而是充满了精神的享受与快乐。参加讨论的除了杜先生、陈来、我专门研究儒学外，其他几位则分别研究伦理学、政治哲学、佛学、道家哲学、文学评论等，还有几位哈佛东亚系的博士生，不同的知识背景不仅没有减弱讨论的深度，反而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大家所讨论的也不限于经文本身，而是涉及中国文化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讨论的启发下，我又写出了《从简帛〈五行〉“经”到帛书〈五行〉“说”》《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等论文。杜先生对我讲，虽然我已对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做了许多具体个案研究，但似乎还缺少一篇宏观理论上的文章，建议我在这方面多做些思考，其实这也一直是我想要做的，于是我又草拟了《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一文，将我近几年的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在离开哈佛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此为题做了发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在美国期间，我还在哈佛中国文化年会做了《新出土竹简与中国文化再认识》的专题发言，并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央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分别做了郭店竹简的学术报告，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获得的点滴启发，也都被我吸收到研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