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保存成为一个新思想的基本原则，而理性成为自我保存的手段和基础。这意味着一个重要转折的发生：人生所追求的境界的高度下降了。亚里士多德相信，每个存在者都可以达到本质性的圆满，在这种圆满中，他的本质完全被现实地、纯粹地表达了出来。从那些追求优异性的实现且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才能通过裁定手段而获得的优异性的实现中，追求世俗需求的正当满足以及每个人都有能力裁定某种手段才是正当的。这也就必然意味着，世俗需求、感情的正当性的地位得以提高，而约束、节制需求的理性、优异性的地位则下降了。情感先于理性，理性是自身保存的工具；理性只有与情感、**结合，并效力于最强烈的**，才能是强有力的。基于欲望不断的、正当的满足成为人的现实权利，以及善成为快乐，并能充裕地为公民提供更多愉悦的事物，即感官快乐的满足，不再是优异性的实现。那么,**、情感而非理性就构成了自身保存的根基。**、感情便成为根基高于理性且具备现代思想的根本特点的意识。这一点，柏克早已指出过。在霍布斯的逻辑中，理性成了自身保存的手段与工具。理性能给自身提供确实的自我意识，即使仅能够在认识论层面上为知识提供根基，也仍与知识一起，成为在实践哲学层面上构成为自身保存提供工具与手段的意识。这似乎意味着，一旦自我保存作为最基本目标，理性的工具化，即善屈从于功利就将顺理成章地发生。
在自身保存和自我意识成为根基和至上原则之后，自足自立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就成为至高无上的了。主体的自由取代包括真理在内的一切成为至高价值。如余纪元在比较柏拉图与现代自由主义时所说的，自由取代一切成为最高价值：
柏拉图的整体主义理论与当今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之间的主要冲突在于：柏拉图认为人们应该按真理生活；真理比自由更重要；而真理体现在他所设计的国家体制中。而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因为真理本身无法确认和评判，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发现生活真理，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相比于按照真理而生活，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生活更重要、更现实。而国家应该做的，是尊重并保护每个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这种选择保证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享有同等的自由。①
对于启蒙来说，“必然是某种别的东西而非真理本身，简言之，是有用和适用”的才至关重要。这一点正是A.施莱格尔特别强调的。功利原则的基础地位给意识形态在生活世界中的运作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而这又势必造成人们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将更受限制。也就是说，启蒙所标榜的可理解性与科学性是矛盾的，偏重前者就势必损害后者。于是，“在这里，使真正的善服从于功利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昭然若揭。所谓功利，是指以促进身体的幸福为目的，我们已经给这种追求排定了很高的座次。谁竟把功利奉为圭臬，必将看到功利由此的结果是感官的享受，说得再清楚、再前后一贯些，他必然是享乐主义的信徒，崇尚感官的神化”①。在A.施莱格尔看来，“左右启蒙运动者的乃是经济的原则”,可惜它只能解决尘世间的事务，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和认可，却无法解决超验价值的追求的问题。只要我们不认可越来越多元化的事实现状，也就不会宽容到认为多元中的任何一元都等价，从而走向折中的相对主义地步。这就必须在我们的实践追求之中保留一定(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超凡脱俗的理想价值，对我们的日常实践提供某种范导、约束、规范、要求。A.施莱格尔看到，在这方面，甚至德行也不得不屈从于经济或功利原则：“凡不愿屈就尘世事务的有用性的德行，启蒙运动按照它经济的倾向一律斥为过度紧张和空想。甚至连特殊的奇才也不例外，启蒙运动要把所有人都同样地套进一定的市民义务的牛轭中，套进职业的、职务的、然后是家庭生活的轭中。”①如此一来，效益成为首要选择，并成为德行是否被接纳的基准，而那些不具效益的德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甚至被遗忘。比如荣誉，在中世纪与骑士的勇敢和爱情密切相关，象征和决定着中世纪诗的灿烂成就。“但是，荣誉被启蒙运动者当作无聊的幻景受到轻蔑的对待，原因自然是无利可图，因为在这里，荣誉无论如何也不愿与自己的利益趋于一致。荣誉简直就是一种浪漫化了的道德；古代人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意义上的荣誉，原因就在于此。”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