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据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礼记正义》卷五十六《奔丧》引），“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礼记正义》卷一引），可知《礼记》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有“《记》百三十一篇”，除了出自孔壁外，还有河间献王所献，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记》是也。”故《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等七篇是取自《三朝记》，这是《大戴礼记》抄入他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部分）、《保傅》出自贾谊《新书》等，从这些情况看，《大戴礼记》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60]。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选择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61]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世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用标点符号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其首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