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倡导民本、仁政，重视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在当时无疑有积极的意义，但“就文化全体而论，究竟缺少了个体自觉的一阶段。而就政治思想而论，则缺少了治于人者的自觉的一阶段”。因此民不能提出政治上的独立要求，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被动地接受执政者的同情和怜悯。诚如梁启超所言：“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17]孔孟等儒者虽然始终站在民的立场，要求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但因政治的主体未立，政治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他们所祖述的思想，“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从道德的角度看，“其德是一种被覆之德，是一种风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尽管以民为本，而总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18]。鲁迅先生曾以悲愤的心情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19]，可以说正是对“民”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政治地位的真实概括。同样，孔孟等儒者虽然怀抱“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试图通过“以仕行道”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无道现实，但由于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无法对君权形成抗衡、制约，只能成为民的利益代言人，而不能成为民的政治代表。他们对君主的批判，也只限于精神和道义方面，而无法对其形成制度、权力的制衡。他们所能成就的，也只是“忠臣义士”而已。从这一点看，“我国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忠臣义士的流血流泪史。这些忠臣义士，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以生命坚持了天下的是非；另一方面，则是汉以后‘君臣之义’的牺牲品”[20]。所以虽有一代代儒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政治仍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虽有无数儒者的呼吁、呐喊，依然没有为民争到做人的资格，没有创造出鲁迅所期待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儒学政治理念确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局限与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