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那里，身作为自然生命和形躯，是与内在的仁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所以身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有待充实、完善的，修身、成己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由于身具有实践性，内在的仁只有通过身才能表现出来，才能达到“修己”“安人”的实践效果。“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所以身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身的意义体现在仁之上，而为了实现仁，牺牲生命、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乐正子春这里，身却被看作连接己与父母的纽带，是己向父母行孝的载体；身不仅仅是己之生命和形躯，同时还是父母之“遗体”。所谓遗体，也就是父母遗留下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不仅是自己的，也是父母的，是父母生命在我们身体中的延续；恭“行亲之遗体”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向父母行孝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孝有关，“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陈无勇”之所以都可以被看作“非孝”，是因为“五者不遂，灾及乎身”也。这样，通过“身”，孝被“泛化”了，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被看作孝，孝充塞于天地之间：
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前面说过，周人孝的对象广泛，具有“泛孝论”的特点，但周人的泛孝论是建立在宗族血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通过尊祖、敬宗来实现的。战国以降，随着宗族组织的瓦解，周人孝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乐正子春却试图通过“身”来重建孝的思想体系。在乐正子春看来，“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同上）。孝首先表现为“不亏其体”，“全而归之”，而为了“全而归之”，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戒惧谨慎，“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同上）。下文又说：“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以往学者往往根据这段言论，认为乐正子春将草木、禽兽也包括在孝的对象中。其实上面一段是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虽是小错，也会延及父母，使其担忧受辱，这里孝的对象依然是父母而不是草木、禽兽。《曾子制言上》说，“杀六畜不当，及亲，吾信之矣”，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乐正子春的孝与周人的孝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在小家庭基础上重建孝道的努力和尝试，后者则是宗族组织内部尊祖、敬宗的表现形式；前者是“自仁率亲”，后者是“自义率祖”。二者虽有不同，但在突出、强调孝的地位和作用上则是一致的：
夫仁者，仁此（注：指孝）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在乐正子春那里，孝成为最高的德，成为其思想的核心，仁义忠信等反而是围绕孝展开的。孔子开创的以仁为主导的思想方向遭到扭转和颠覆。所以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乐正子春一派的重孝思想无疑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首先，乐正子春的孝是以“全身”为特征的，认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反映了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关注。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对个体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成年子女一旦丧身，父母不仅得不到奉养，个体家庭的生存也遭到严重威胁。所以乐正子春主张“不亏其体”，“全而归之”，无疑是要求人们在乱世中将保全生命作为首要选择，表现出对家庭稳固和利益的关注。[88]可以说，乐正子春的思想是以家庭本位为特征的。不过，乐正子春对家庭利益的关注又是通过“事君忠”来实现的，所以又具有调和家庭、国家利益，甚至将二者统一于孝之中的意图。前面说过，在早期儒学中孝与忠的关系已成为一个矛盾，在乐正子春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种矛盾，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将孝与忠统一起来，若将二者统一在一起，甚至将事君也看作孝，那么，这一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因为孝本身就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要做到“尊亲”和“不辱”，就必须“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和“战陈勇”，也就是说，孝不能仅仅限定于家庭内部，还需要扩大到社会、政治乃至军事领域，在所有的领域都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戒慎恐惧，不敢越雷池一步。后者虽然只是“尊亲”“不辱”的过程和手段，但也包括在孝之中。所以像韩非提到的“三战三北”的鲁人，乐正子春是不会赞同的，因为其行为不仅会给父母带来羞辱，而且还会遭到官府的责罚，所以同样不能看作孝。可见，乐正子春虽然将“全身”作为孝的主要内容，但并不主张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出去，更不主张为了“全身”而置国家的法律、利益于不顾，相反，他是通过“全身”“尊亲”将事亲与事君统一在孝的实践活动之中。
乐正子春重视“全身”，并试图将事亲与事君统一起来是有其思想原因的。古代社会不乏明哲保身的思想，如《诗经·大雅·烝民》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传》中也常见“藩身”（《左传·昭公元年》）、“庇身”（《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春秋末年以至战国时期，全身与事君成为许多士人关注的焦点。如，“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左传·成公十六年》）。乐毅称“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战国策·燕策二》）。《礼记·檀弓下》记载赵文子与叔誉在九原游观，并对前人作出评价。文子认为阳处父在晋国专权独断，不能使自己善终，其人不足称道；舅犯“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而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表示自己愿意追随武子，结果“晋人谓文子知人”。可见，“利其君不忘其身”已成为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乐正子春的思想可能即与这种世俗的价值取向有关，不过乐正子春的“全身”是通过孝表现出来的，在理论形式上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