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二子中，曾子无疑是思想较为复杂的一位。一方面，他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要求“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表现出对孔子所倡导的仁的强烈认同和追求；他以“忠恕”解孔子“一贯”之道，主张“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反映了其思想向“内省”的发展；他肯定、赞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的君子人格，体现了其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些都对以后的思孟产生影响，成为思孟学派的一个思想来源。另一方面，曾子对孝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他临终前的“启予足！启予手”（同上），以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等，所以先秦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曾子孝言、孝行的记载。可以说，曾子的思想一是重视仁、内省，二是突出孝悌，而这两个方面在《曾子》中都有所反映，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论语》中，曾子常常是以弘大刚毅的形象出现的，而背后支撑他的，无疑是孔子所倡导的仁的精神力量，曾子正是通过对仁的深切体会，确立起具有高尚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充满献身精神的道德境界。曾子这方面的思想，在《曾子》中同样有所反映。如，“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君子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惮惮于不闻；布衣不完，疏食不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无欣欣；不知我，吾无悒悒”（《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在富贵与荣誉面前，曾子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人之为人就在于其独立的精神信仰，在于其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这种价值和尊严就来自仁，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同上）。以前学术界以为，先秦儒家中孔子讲仁和义，而孟子则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仁义概念。现在看来，这一过渡其实是在曾子及其弟子这里完成的。[86]《曾子》十篇中不少地方已将仁义连用，如，“士执仁与义而明行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是故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殁其身”（《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此外，《孟子·公孙丑下》引“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亦将“仁义”并列，说明以后孟子大谈仁义，实际是由曾子开其端。
由于坚守、信奉着仁，曾子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疑为‘仁’之误）之见逐，智之见杀，固不难；诎身而为不仁，宛言而为不智，则君子弗为也……天下无道，循道而行，衡涂而偾，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此则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其“行道”还是有条件的。曾子则提出“天下无道，循道而行”，将“行道”推到无条件的地步，较之孔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以后子思提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鲁穆公问子思》），主张“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孔丛子·抗志》）；孟子提倡“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要求“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可以说与曾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们都受到曾子的启发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