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孔子到孟、荀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揭示了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至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不平常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的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塞亚和耶利米到以塞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这一时期几大文明同时经过了“超越的突破”，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使其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从此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需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2]。
雅斯贝斯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樊篱，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文明成就，指出了几大古代文明几乎是在同时达到了其高峰，一反其同胞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希腊看成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序列发展的看法。其理论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成为推进晚近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动力，“轴心时代”也成为频繁见于报刊的重要概念。不过雅氏的理论虽然显示出种种魅力，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雅斯贝斯虽然注意到“轴心时代”的事实，但却没有说明这一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对于这一点，倒是国内的一些学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他们认为，“轴心时代”的到来同生产力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公元前6到4世纪，几大古代文明几乎同时进入了铁器时代，正是铁器时代的繁荣，爆发了一次世界性的能量释放，这就是轴心时代的到来。雅斯贝斯虽然正确揭示了轴心时代的根本特征，却没有看到它背后的物质基础，即与铁器时代的联系，这是他的不足。其次，雅斯贝斯虽然注意到“轴心时代”之前还有一个“前轴心时代”，“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受西方传统的影响，雅氏主要关注的是“轴心时代”对之前文化传统的超越和突破，对“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过渡，特别是“前轴心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却重视不够。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其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个最大不同，便是中国不仅有一个灿烂的轴心时代，同时还有一个漫长的前轴心时代。在中国，轴心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前轴心时代即尧舜夏商周三代。尧舜三代的文化积累是六经，其核心内容是“祈天永命”，“敬德保民”，在尧舜三代的文化基础上才产生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文化。由于中国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累深厚，而且没有经过扰乱和打断，在现实中，活文化含量大，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对轴心时代的依赖，远不如西方。每一次新的飞跃，不仅需要回到轴心时代，而且也可能需要回到前轴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