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鱼，卫国大夫。他以“尸谏”的形式劝卫灵公进贤（蘧伯玉）退不肖（弥子瑕），尽了为臣的职责，获得“直”的美名。“如矢”即形容史鱼的刚正不阿，忠心耿耿，恪尽职守。这里的直不仅指直率、耿直，更重要的是指公正、正直。直主要是针对义而言，指直道。在《论语》中，“直道”凡二见：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
前一章中，“直道”与“枉道”相对，直道即公正、正直之道，也就是义道。浊乱之世，不容正直，以直道事人，自然见黜；以枉道事人，又非心之所愿。夫子以柳下惠为喻而感慨系之。后一章中，“斯民”指孔子所赞誉之民，也就是有仁德之民。以往学者释“斯民”为“三代之民”[104]，或“今此之人也”[105]，“即今世与吾同生之民”[106]，均不准确。其实《论语》中有一段文字，可与本章对读。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
“人”读为“仁”，指仁者；“罔”读为“妄”，指妄者，与仁者相对。[107]仁者生存于世，是因为公正、正直，狂妄者生存于世，则是因为侥幸而获免。所以，三代之所以直道流行，就是因为有这些以直道立身的“斯民”的缘故，正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因此，直与仁有一定的关系，是仁的一个德目，有仁必有直，而由直也可以实现仁。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两章“举直错诸枉”的“直”都是指直者，即公正、正直之人，如皋陶、伊尹等。若能举正直之人置于枉者之上，则“天下兴仁”，而“不仁者远矣”。明白了《论语》中的直包含了直率、率真，以及公正、正直的含义，那么，颇有争议的“以直报怨”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何谓“以直报怨”，曾使注家颇为费解。朱熹云：“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108]仅仅以“至公”来理解直，未必能揭示出直的真谛。其实直者，真实、率直，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别人有德于我，自然报之以德；别人加我仇怨，也应以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态度回应之。以德报怨表面上似乎温柔敦厚，更有包容性，但因不符合人的本性、常情，故不为孔子所取。但若一味地听从情感的宣泄、流露，又容易走向极端，发展为“以怨报怨”了。所以“以直报怨”既从情出发肯定“报怨”的合理性，又基于理对报怨作出种种限制，主张以公正、合理也就是“直”的方式来报怨，直是直道之意。钱穆先生说：“直者直道，公平无私。我虽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是即直。”[109]后来儒家在具体的实践中，既肯定复仇的合理性，又对复仇的理由、方式、手段等作出种种规定和限制，正是以直报怨。[110]
综上所论，《论语》中的直在不同语境下，具体内涵有所不同，既指率真、率直，也指公正、正直，兼及情与理，而直作为一个德目，代表了由情及理的实践过程，亦称直道。直的这一特点，与早期儒家重视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密切相关。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云：“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性自命出·第50简》）如果是发自真情，即使有了过错也不可恶；如果没有真情，做到了难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可贵。可见情的重要！既然只讲情可能会导致过错，那么，正确的方式应是“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既发于情，又止于义（理），“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性自命出·第3—4简》），做到情理的统一，这一过程就是道，故又说“道始于情”。《性自命出》反映的是孔子、早期儒家的情况，《论语》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孔子的仁既指“亲亲”，也指“泛爱众”（《论语·学而》），仁道就代表了由孝亲到爱人的实践超越过程。仁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直也是如此。
搞清了直的特点及其含义的微妙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亲亲相隐”章作出更为准确的解读。首先，本章三次提到直——“直躬”“吾党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但具体内涵有所不同。“直躬”[111]之直主要是公正、正直，但直躬只讲理不讲情，故为孔子所不满。“吾党之直者”代表了孔子理想的直，兼及情与理，其直是指直道。[112]关键在于“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的直，一般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公正、正直，那么，此句就是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是公正、正直的，或体现了一种正直，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这里的直是直道的具体表现，是率真、率直，而不是公正、正直。孔子的意思是说，面对亲人的过错，子女或父母本能、自然的反应往往是为其隐匿，而不是控告、揭发，这一率直、真实的感情就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相互隐匿中。因为“亲子之情，发于天性，非外界舆论，及法律之所强”[113]。故从人情出发，自然应亲亲相隐。孔子的这一表述，只是其对直躬“证父”的回应，而不是对“其父攘羊”整个事件的态度，不等于默认了“其父攘羊”的合理性，或对其有意回避，视而不见。因此如学者指出的，在该章中虽然出现了三个直，但叶公、孔子所说的直内涵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叶公是立足于“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来说直[114]，而孔子则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直“不是法律是非、社会正义的含义”，而“与情感的真诚性有关”[115]，是一种发诸情感，未经礼乐规范的率真、真实。这种直虽然为孔子所珍视，但并非最高理想，不是直道，还有待学习的陶冶、礼乐的节文进一步提升之，由情及理，上达直道。孔子对直躬的不满，主要在于其只讲理不讲情，而孔子则希望兼顾情感、理性两个方面。从率真、真实的情感出发，孔子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理性，但从公正、正义的理性出发，则必须要对“其父攘羊”作出回应。盖因自私有财产确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将禁止盗窃列入其道德律令之中，勿偷盗几乎是一种共识，孔子自然也不会例外，不会认为“其父攘羊”是合理、合法的。只不过由于情景化的表述形式，孔子点到即止，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出说明，留给后人一个谜团，引起种种误解和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