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尼采的角度，应该区分出在恐惧压制、攻击他者的残酷与等级制下不平等造成的残酷。前者是能力低下的群畜出于恐惧和防卫而主观故意制造的，不同于等级制下不公平造就的状况。而《启蒙辩证法》把两种残酷等同视之了。阿多诺用如下《道德的谱系》第一节中对高贵的野蛮人的描述，来论证尼采主张主观故意地对弱者施加的酷刑，就像法西斯主义消灭犹太人那般，这确实误读了反对反犹主义的尼采。
是的，尼采谈道，高贵的野蛮人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这是在历史地描述野蛮的贵族，而非描述现实当下的事。同时，这也是在说他们高贵文化的自然基础和史前状态，而非在论证现实，更不是呼唤未来的事情。尼采颂扬“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可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欲和残酷的**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①霍克海默、阿多诺大段引述了尼采的这段话，来论证尼采对弱者的残酷，以及与萨德观点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