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时期是如此，希腊神话时代就更不用说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奥德修斯的分析表明，奥德修斯不是惯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向往一种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解，而是面临深深的恐惧：“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己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条道路就是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尽管在它的前方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①为了解除这种恐惧，奥德修斯不惜使用诡计，蒙骗巨人，忍受**。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绝不提起《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关键时刻总是先求助于神灵启示的特点，反倒一再地强调他的恐惧和作为手段的诡计(理性)。似乎早于宗教的巫师们所希求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了奥德修斯还做不到，只有到现代启蒙之后才能凭借科学技术做到(虽然会受时间的限制)。于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得出结论：“人类也只能假想唯有在其无所不能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②
众所周知，马克思更重视的是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利用，阶级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尼采重视的却是个人内在的健康。一个更看重生产力，另一个看重强力意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看尼采，强力意志强的不一定占有生产力，或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强势地位。而按照尼采的思想看马克思，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不一定具有强的强力意志，却完全可能是内在恐惧的弱者。一旦把马克思与尼采嫁接起来，在着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资本批判中再增加上出于恐惧的强力意志批判，必将进一步显露被批判对象的问题、不合理性、虚弱性和卑劣性，从而大大增强批判的效力。
一旦结合了马克思与尼采，批判的意味立即变得不一样了。当霍克海默、阿多诺强调“在奴隶主、自由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中出现的成功的资产者形象，就成为了启蒙的逻辑主体”①时，他们不再仅仅表达一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更表达统治者的虚弱和恐惧，或者卑劣与绝望。如此一来，批判效果立刻增强。而且，考虑到尼采所谓出于恐惧、原本虚弱的统治者行使统治权要靠数量而非质量，靠虚弱的意识形态而非高贵的文化，社会批判跟群体主体的分离、对个性的赞赏和钦佩，就顺理成章了。而马克思肯定的生产力的积极意义势必降低，资本和机器对个人的支配权却更为重要。由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肯定，“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②。集体统一性、同一性否定每个个体，“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③。他们不但强调生产力的增长给个人造成了压抑，更忧虑群体主体的媚俗化，大众变得不可救药，即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在马克思那里，群体主体之所以能承担历史职能，是因为他们能与最先进的文化相结合，而现在，经济生产与文化日益结合，文化精神产品日益资本化和技术化，产生了越来越强势的文化工业，使得“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于是，本来的主体成了客体，而“权力集团成为了社会主体”①。
于是，把马克思与尼采予以整合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势必导致物化批判与虚无主义批判的嫁接和统一，从而导致物化批判与虚无主义批判的等同，至少是相互转化。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物化批判并不等于虚无主义批判，物化既有进步性又有被批判性，而虚无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问题。但对尼采来说，现代文明的物化就是虚无，势必衍生出虚无主义。②在此，《启蒙辩证法》不是继承了马克思，反倒继承了尼采，继承了主张唯科学主义势必导致虚无主义的屠格涅夫。于是，物化是同一性，是对各种亲密关系的遗忘，是对除理性关系之外的一切关系的遗忘，是对差异和有意义的其他存在者的漠视与遗忘。这种遗忘奠定了抽象的同一性一统天下的地位。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有积极意义的物化，成了遮蔽和漠视有意义的他者，封闭优良情感、只顾自身壮大的资本和理性系统的十足帮凶。而同时，精神的不断媚俗化就是虚无主义。计算理性消解着意义：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了。“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①它们都会被视为旧形而上学的东西否弃。同一性的造就需要消解存在的不同层次性，消解“诸神”,以便能够一致性地予以比较衡量。同时，同一性的造就也需要消解多元性，以便能够同质性地予以比较。所以，“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②。摧毁了立足于不同层次的崇高存在(诸神),又奠立了平面、无深度的“神”,也就是理性、启蒙的神话。用诺瓦利斯的话说，就是真神死去，鬼神登场。③拜物教的“神”,跟启蒙理性自身崇拜的“神”,都是不够格的“神”,都是诺瓦利斯所说的“鬼神”。
看来，《启蒙辩证法》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整合虽然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激进程度，却也带来了一系列学理和社会效果上的麻烦与问题。古希腊哲学的主体性怎样与现代主体性等量齐观?既依赖于神灵启示又屡屡巧施诡计的奥德修斯怎么能与现代资产阶级甚至希特勒等量齐观?当《启蒙辩证法》提醒或暗示人们，从希腊神话开始就在孕育法西斯，奥德修斯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甚至希特勒的原型，塞壬的歌声穿越历史长廊就回**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工业之中之时；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力图在欧洲文明的开端处揭示一个隐藏着的法西斯主义的种子，甚至一个隐藏着的希特勒就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始端处之时，《启蒙辩证法》与其说提升了批判的力度，还不如说会招致更多的质疑。古典学家会质疑他们对希腊神话的解释，哲学家会怀疑他们对希腊文化和哲学的理解，更会怀疑他们对尼采的解释，怀疑他们以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处境中触发的刺激替代了对思想史中这些思想的确切理解，因而被认为是过度解释。当这么多的质疑袭来之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是效力的提升，还是退减?聪明人不难做出判断。由此而论，批判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越这个限度，形式上的激进很可能是效果上的减退。当激进性喻示着效果递减时，激进性在社会批判中就是一个该反思调整的问题了。不得不说，越激进越好是个糟糕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