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扭转了尼采的方向，把这种恐惧推及整个希腊文化。尼采批判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却赞赏前苏格拉底希腊文化。《启蒙辩证法》却把批判指向了西方文明的任何一个时期。于是，恐惧不仅是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也是前苏格拉底甚至希腊神话时代文化的基础。在尼采赞赏荷马的地方，《启蒙辩证法》却指出荷马不但与柏拉图，还与现代资产阶级具有同一性，因为“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②,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神话与启蒙的同一性。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逻辑里，个体相互之间即使不能保持爱的关系，起码可以保持一种像繁星一样各自发亮、互不妨碍的“星丛”状态。但自从希腊神话时代开始，奥德修斯们就一直试图建立一种把一切存在物一网打尽、把一切都纳入统一体系，把握住、统治住一切他者才心安理得的同一性格局。不是尼采所说的自从苏格拉底开始，而是从希腊神话开始，“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①。复杂关系被简单化，包括爱的各种关系被主体对客体的恐惧和掌控、把握、改造、遏制、宰制所替代了。
霍克海默曾说：“人总是被无数的恐惧纠缠着。在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中，世界在人们的设想中跟邪恶力量有关，人们通过安抚行为和魔法来控制它。从这种宇宙观中解放出来，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首要动机。科学的每一次胜利都把斗争推进了恐惧领域的更深处。科学个人以力量来支配那些以前看来完全受制于某些神秘力量的东西。人们曾以为自然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的、不可预测的存在，从而敬畏它；但是，对抽象公式的信心已经代替了这种敬畏。”②这种思想充斥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
尼采曾在人们面对陌生他者产生的危险、不安、忧虑中看到了一种权力意志的冲动，为了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这种冲动首先包含着命名与解释，一种因果性、必然性的解释。即使是“高级”的“科学”解释，也都属于此类。所以，“原因的冲动，也就是由恐惧感决定和激起”③。紧随尼采的脚步，《启蒙辩证法》也把同一性的起源定位于恐惧；“面对陌生之物，人们因恐惧而惊呼，而这种惊呼之词就成了该物的名称。……恐惧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①而在近代获得大发展和特别推崇的理性、科学的解释中，人们发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理性地祛除恐惧的方略。这种方略的强处不是别的什么真理性，只是它的有效性。它比祛除恐惧的巫术、神话、宗教都更为有效。在历史上出现的克服恐惧的各种方式中，启蒙理性的方式倒是很类似于巫术的方式。宗教方式是对令人惧怕的世界或掌控这个世界的神满怀尊敬，以此化解内在的恐惧。巫术的方式意味着，面对令人恐惧的世界，或者诉诸人力和神力、巫力并举，或者把人自己打扮成神灵鬼怪而对世界发挥作用，借助某种神秘的巫力对抗世界。启蒙理性的方式，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那令人焦虑与恐惧的世界，使这个世界呈现为秩序井然、规则严密的世界，祛除其偶然、随机的诗性特质，塑造其严密的逻各斯性质。个体凭借自给自足的内在的理性独自承担克服焦虑与恐惧的任务，就是自古希腊以来日渐兴盛的启蒙理性的方式，但它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的方式。启蒙理性的方式与巫术的方式都是致力于通过某种手段把控、统治、宰制原本恐惧的对象，使之顺从主体的愿望。因而，《启蒙辩证法》引证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治世界”的说法后认为，“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致”②。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人们才能达到巫术时期人们曾期盼的那种无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