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高度评价尼采，认为他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尼采清楚地认识到，启蒙当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精神的执行官),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力量。为此他们还引证了尼采的话：“这就是启蒙的任务：让诸侯和政客们清晰地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①但他们对尼采的解释和利用却引起诸多争议和质疑。除了他们遵循德国晚期浪漫派的做法，对希腊古典时代进行现代资产阶级的解释，力图在奥德修斯身上发现资产阶级的品性甚至过度解释并牵强附会为希特勒的影子之外，更是对尼采做出一种显然是“强横派”的解释，即立足当时的现实需求(而不是尼采本人思想),实用主义地解释尼采，曲解了尼采的本意。在本文范围内，我们只从《启蒙辩证法》沿着尼采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同一性、神圣性皆起源于恐惧这一警世观点做一点分析。
我们知道，在尼采看来，西方文明传统中隐含着一种深深的恐惧，而不是一种对高贵的崇敬，那是对基督教文明和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文明而言的，并不能推广到前苏格拉底文化之中。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古希腊的虔敬散发出慷慨丰盈的感恩，只有极其卓越杰出的人才与自然和生命处于这种关系之中。后来，当群氓开始统治希腊时，恐惧扼杀了宗教，并为基督教开辟了道路。”①恐惧跟群氓、低下、卑微等密切相关。原始基督徒是出于对打败他们的世界的嫉恨和恐惧，发明了一种神圣与世俗、善与恶截然对立的宗教意识形态。通过把一切权力诉诸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把多神教转换为一神教而惩治打败他们的人，从而自己建立一个保护自己、迎合自己甚至为自己所用的形而上学王国。这个王国的彼岸性，也就是非现实性，其实正反映了它的虚幻，反映了它的主观拟造性，反映了拟造者内在的贫弱和对所处世界的惧怕。按照尼采的意思，只有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成功的弱者才幻想一种形而上学的拟造“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里，“理想”的虚幻性印证的恰恰是提出者的贫弱性。
当然，在尼采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塑造之所以在西方历史上取得成功，还得益于柏拉图主义的帮助。正是由于开启了理性传统(按照《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就是塑造同一性)的苏格拉底的死，使柏拉图出于惧怕心理而发明了专门对付当局和庸众的简单形而上学，二分地塑造出一个永恒不变、凝聚了真善美、跟永远生成变化着的感性世界对立的理念世界、本质世界，才与原始基督徒幻想的那种“上帝”形而上学顺利接轨。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宗教表现形式。朗佩特的如下解释很能代表这个意思：“对基督教而言，最重要的转变莫过于希腊宗教在民主制下发生的转变，即从一种高贵的感激向大众的恐惧转变；这场转变最终之所以能成功地导致大众宗教，在尼采看来，责任最大的莫过于柏拉图。……荷马宗教出于感激，以一种高贵的姿态站立在自然与生命面前，产生了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艺术成果和智识成就。而柏拉图的宗教则基于恐惧，奴隶般地屈服于某些被发明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最终导致欧洲人沦为一种亚洲宗教的猎物，这种亚洲宗教要让整个人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救赎之神面前自我否弃。”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