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就像伯纳德特所说：“奥德修斯算计得越深，他就会变得越恐怖。……不过如此多的证据积累起来，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冷血的奥德修斯形象，结果人们也许就无法把自言自语的奥德修斯，和那个主要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免于流放的奥德修斯，联系起来了。”①这样一来，从另一种解释的角度来看，“要把愤怒说成理智，仅是一步之遥”②。构成主体性之关键的理智，从另一角度看也不过是愤怒而已。也就是说，理智不过是一种不算优良的情感，其中掺杂着愤怒、焦虑、担忧等。为了回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杀戮。在尼采那里根本不同于原始基督徒的奥德修斯，经过《启蒙辩证法》的现代解释，成了出于恐惧、愤怒而大肆杀戮的蛮勇之士，没了高贵的品质与气度，甚至比尼采批评的原始基督徒更为暴虐。《启蒙辩证法》为了增强批判效果，超越了尼采和马克思，不惜把荷马笔下的大英雄矮化。
而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揭示悲苦、不良的情感，昭示现代资产阶级的秘密，弱化、抵消现代资产阶级的正面形象和进步性，用尼采的教诲抵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肯定；同时也用马克思的教诲，把尼采所肯定的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解读成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从而整合马克思与尼采的现代性批判。
看来，奥德修斯的时代富有情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都一概表现出来，丝毫没有隐瞒。他把恐惧、悲伤、愁苦、痛苦与兴奋都直接表现出来。这一点不像后来的资产阶级，他们拼命隐匿情感，特别是不良的情感。以至于让人们看不出文明的背后隐含着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奥德赛》中经常出现心里“强烈的恐惧填塞”“心中满是忧愁”①的句子。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神话中的启蒙才更具本色。针对现代启蒙有意地隐匿和遮蔽，古代启蒙具有还原真相的启蒙意义。希腊神话中这种本真状态的启蒙，并不只有显示不良本相的意义，也有积极的意蕴。比如对死亡的恐惧就给予英雄的存在以积极的意义，对死亡的恐惧使得英雄们寻求美德，把自己修炼得更好：“正是必死的压力强行驱使凡人去拥有美德；而免于这种压力的诸神，拥有完美的永恒，却比凡人少了‘美德’……死亡萦绕在他生时的思绪里，给他的存在带来了局限，也赋予了意义。”②
对死非常敏感的希腊英雄，会对生命本身抱有积极的看法。珍惜生命、赋予生命更高的价值，成为他们的重要之事。苦难和死亡带来了对荣耀、声名、价值的歌吟。现代资产阶级不会这样为了荣耀大肆杀戮，而是在用价格标注的利益赔付中谈判和解，但这样的方案是不符合希腊神话时代英雄们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的。他们一概不会以生命换取荣誉，不会把用生命换来的荣誉视为必定高于生命本身(奥德修斯曾赞美阿喀琉斯“活着时有若神明，死后亦强大超群”,但阿喀琉斯回绝了这个赞美，“什么也不能慰藉死亡；他宁可身处人世间最低微的角色，给一个穷困的人做奴仆，也不愿在死人中称王”①。阿伽门农的看法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苟且，就是轻浮、帕里斯式的享乐、廉价的幸福等类似于资产阶级文化工业的东西，在荷马史诗中也是不受待见的。
《启蒙辩证法》对追求廉价享乐的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批评，可以在《伊利亚特》对胜利者阿开亚人的品质(良好的军纪、对统帅的服从、专注、对死亡的不惧怕)的赞美中，以及尼采对艺术文化的拒斥中找到前提。“特洛伊人战败，因为他们正是这样的人——漂亮、莽撞、轻率、缺乏纪律。而特洛伊人的典型代表即是帕里斯。”他显摆自己的装束，当他从战争中归来，像刚跳过舞，或正要去参加舞会一样。这样的“帕里斯令特洛伊注定灭亡，因为他选择了阿弗洛狄忒和享乐的生活”②,他总是“避开那可怕的、战斗和死亡的世界，逗留在亲爱的女性之间”,他不像作为榜样的赫克托耳，而是追求漂亮、轻浮和享乐，“正是这个漂亮却轻浮的帕里斯，在对三位女神的裁判中选择了享乐，由此招致赫拉与雅典娜的怒火，为特洛伊带来灭顶之灾”③。霍克海默、阿多诺想必是在荷马史诗对帕里斯的描述中发现了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起源”:漂亮、轻浮、声色享乐和得过且过。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死亡。而对死亡，奥德修斯满怀恐惧：“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只有不为廉价幸福感浪费气力、心系返乡大业的奥德修斯，才不会为幸福假象所迷惑，虽然心知路的前方“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斯对此心领神会，他既不屑于死亡，也不屑于幸福”②。为了生存，他甚至建议打破(将帅)死亡后需要禁食的固定习俗，坚持打仗之前最好还是吃顿饭，显示出资产阶级基于生命和效率的合理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