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丝·雅典娜，宙斯的女姣，总是站护你的身边，把你的每一次辛苦关照。是我使所有的法伊阿基亚人爱你，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帮助你谋设高招，匿藏高豪的法伊阿基亚人给你的财物，在你返家之前，按照我的计划和意愿做到，告诉你必将遇到的所有麻烦，在你的房屋精工建造。但你必须，是的，必须忍受一切，不要说你已浪迹归来，对任何男人女子称告；你要默默忍受许多悲愁，面对那帮人的狂暴。①
荷马描绘的奥德修斯的故事显示，神祇背后谋设帮助，他才能得到那样的结局；如果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所为，那是僭妄和不自量力。奥德修斯有时看不出这一点，有点狂妄自大。谋划与成功都是这样离不开神衹，何况一般人呢?运气、机缘，甚至勇气、胆识有时都需要神灵适时的注入，才能使他及时摆脱困境，迎来曙光。《奥德赛》的汉译者陈中梅认为：“荷马史诗里的人物不认为可以实现完全和完整的自控。强烈的情感和违规行为的操作受制于神的激挑。神分享凡人的成功，也分担他们的过错。神祇控掌人在关键时刻的心理活动，支配他们的意识和情绪变动的走向。……神力和神的外来干预，被古希腊人用来解释一切在他们看来人力无法有效掌控的活动，包括心理的‘变态’和**的非理性或反理性勃发。……神不仅掌管宇宙，而且(可以)控制人的心灵。”②如果说人有自主性，那也只是受到神力制衡的自主性。荷马“相信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把握(或配合)自己的命运。他相信神的意志并不会在根本上与人的生存构成对立，相信神意的定导将逐渐趋于符合并支持人的道德意愿，增进人对世界和自身的了解，使人们在争斗和摩擦中逐步促进并学会维持生活的和谐”①。
不过，为了凸显奥德修斯的资产阶级主体性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特别强调奥德修斯对神明的欺骗和利用，似乎神灵在他面前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手段获得价值的。奥德修斯虽然明白，“奥德修斯从来就没有与外来的神话力量发生过正面冲突。他必须承认，他不断参加的各种牺牲仪式都是已经给定的，他从来都不敢抵触它们。为此，他从形式上把这些仪式当成了自己进行理性决断的前提条件”②,但是，他并不膜拜神灵，而是利用神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与神灵的关系就被描述成相互交换、利用的关系：“如果交换本身就是一种牺牲的世俗形式，那么,祭祀也就变成了一种合理交换的巫术模式，变成了一种人支配神的工具：对众神的僭越恰恰是通过遵奉众神的制度而实现的。”③
作为对克拉格斯思想的引述和发挥，霍克海默、阿多诺用商品交换模式解释对神的祭祀，把对神的尊崇解释为对神的功利主义利用。欺诈于是替代了膜拜，使得形式上的膜拜变为实质上的利用。利用通过欺诈表现得更为显著。为了达到自我的目的，他不但有时暂时牺牲自己，而且有时牺牲神灵：“祭祀中的欺骗因素就是奥德修斯式的狡诈的原型；
也就是说，奥德修斯的许多诡计都具有牺牲自然神的背景。”①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另外一些目的，就使得对神的遵奉显得不那么纯粹，或者欺骗神灵：“一旦所有人的牺牲被有条不紊地付诸实行，那么所有这些牺牲所造就出来的神就会受到欺骗：它们让神服从于人类的首要目的，并以此瓦解了神的权力；而且，它们对神的欺骗同时也会很顺利地转变成为那些根本没有信仰的神甫对信仰者的欺骗。于是，欺诈便在崇拜中获得了它的起源。”②有意识地欺诈，是奥德修斯联系自我意识的突出标志。“只有牺牲中的欺骗因素——也许还包括神话虚构中完美无瑕的理性——才能被提升为自我意识。”③
之所以认定奥德修斯是资产阶级主体，具有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是由于有目的地诈骗正是自我意识和经济理性的显著表征。以利用神去谋取成功为目的，奥德修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主体。他所遵奉的神灵，是一种谋取成功的工具。他所送奉的礼物，他的祭祀品，是一种等价交换意义上的获取，而不是单方面的膜拜。④如果神灵只具有功利利用价值，而没有膜拜价值，那倒的确可以增强奥德修斯的资产阶级、启蒙形象。但这到底是对现代启蒙精神的从后思索式解释，还是奥德修斯当时的现象，是非常令人存疑的。这种奥德修斯敬神的功利主义解释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成立，是非常令人质疑的。
随着启蒙理性因素的凸显，奥德修斯返乡故事就被解读成一个现代故事，一个浮士德模式的故事，一个资产阶级的故事。启蒙理性的因素和作用，会在这个以现代模式重新解读的古代故事中被明显放大，成为至关重要的主导性因素，作为故事的“主角”而被赋予第一的位置。古戏新编，故事新解，现代版的奥德修斯的返乡故事被重新编排为一个现代主体诞生的崭新事件。从而奥德修斯浮士德化、现代化了。
现代主体的诞生是一个把神隐藏起来，使之退居幕后的主体的诞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我”,有神在其背后隐藏着。康德的那个在认识论上人无法把握的自在之物，其实只有上帝才能把握。如果说认识论上把握自在之物无甚意义，那么在道德实践意义上把握自在之物(自由)的人就变成了绝对的实践主体。只是随着启蒙理性的不断推进，在上帝、人、自然的现代关系格局中，上帝才逐渐死亡，被视为虚妄的存在，而人逐渐成为一个不再相信神的主体。他所面对的世界只有客体自然，最多还有他人，但没有神灵发挥作用了。就像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神已俱亡。
皮平认为，奥德赛、安提戈涅、修昔底德等人物“并不关心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是否具有什么普遍地位或保持着全部合理的力量(他们始终明确地坚持只为某个阶级的希腊人),这一点虽然真实，但并没有肯定他们是在维护个人‘创造价值的权利’。任何这些人物都不是积极地在为自我立法；他们对这些价值的感受来自于(依赖于)某种更大的对于在整体中之地位的感受。他们始终对确证自己的价值非常敏感，没有简单地‘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他们特殊的荣耀‘产生’于对军队首领之作用的某种感觉，或产生于对人类本质、血缘、传统、祖先、诸神等的某种普遍看法”①。奥德修斯们关注自我，对确证自我非常敏感。但他们还没有走到完全现代的地步，即没有走到认为自我能自足自立的地步，而是仍然认为自己依赖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自己的生存和作用无法脱离开对这个整体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