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资产阶级的个体概念是抽象的，在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为此，必须诉诸历史才能发现有希望的个体。早在1939年1月19日为准备《启蒙辩证法》的写作进行的关于个体的讨论中，他们就通过对个体的历史性求解，获得一种迥异于资产阶级个体概念的可能性，把个体与所有权、焦虑(Angst)联系起来。与所有权密切相关的焦虑被视为个体概念的一个构成部分。①在这里，《启蒙辩证法》使社会批判理论至少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同一性批判与焦虑(Angst)、恐惧(Furcht)的连接，使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尼采联系起来，并发生可能的整合，从而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得以进一步扩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大谈Angst(中译本译为“畏”)、Furcht(中译本译为“怕”),并继承先前弗洛伊德对两者的区分(通常，中文译为“焦虑”的Angst是指没有具体对象的怕，而通常译为“恐惧”的Furcht是指有具体对象的怕),进一步做出了哲学的分析和论证。由于尼采最早从反思、批判的意义上指出Furcht对于主体性建构的关键性作用，揭示光鲜亮丽的“理性”“崇高”其实是出于一种卑劣和虚弱的情感，具有一种低下和虚弱的内在根基，因此才为后来者开辟了一个批判考察西方理性、启蒙的心理基础和自然基础，以及从心理学、本体论角度推进社会批判的方向。海德格尔对尼采、弗洛伊德的继承和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跟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联系，使得社会批判理论对整合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资源、推进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了现实的可能。
第二，这种整合一方面深化和推进社会批判，另一方面也在调整和改变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其中，批判理论所依据的历史主体一直是群体性主体，但随着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思想资源的引入，尼采对“庸众”、弗洛伊德对社会性的“超我”、海德格尔对“常人”的批评的基本逻辑和观点，也融入《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之中。反映在同一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资本主义同一性的进步意义，然后才批判资本主义抽象同一性的立场，被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同一性的彻底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同一性不但隐含着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也把大众变成了没有个性的应声虫，甚至成为同一性秩序的帮凶，“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①;同时，他们强调，由于依赖于越来越高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②,所以，抽象同一性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抽象同一性被归于资本主义工业。“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个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①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对自由和解放的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共同体、生产力的强调，在《启蒙辩证法》这里表现为对个性和自然的强调。“人类解放就是个性的解放”,“个人之间的相互独立和互不相容”,个性的维护与坚守，被设想为一种理想的、互不妨碍却相互闪耀着的“星丛”,因为它是“使人们形成了反抗整个非理性世界盲目的压制力量的结晶”②。
不过，同一性批判的最大成就，是在痛诉、批评同一性的拙劣本质和残暴性质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进一步把同一性与恐惧联系起来，揭示同一性的情感本质。即不仅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探寻宰制的根源，而且还进一步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批判融通起来，沿着尼采揭示同一性的情感基础的思路，把同一性与恐惧联系起来，进一步把同一性送上审判的舞台。他们不仅极力倾诉同一性残暴的外观，还极力倾诉它内在虚弱、渺小、畏惧他者的不良品质。通过马克思与尼采的整合，他们对同一性的批判获得了更大的威力与效应，使同一性批判的激进性空前提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