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认定同一性、社会化个性、独立人格奠基和支撑的地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众多他者的隐匿、抹杀和否定；对主体自身的确认甚至自恋；伴随这种自信和自恋所隐蔽起来的主体内在的恐惧与焦虑；随焦虑和恐惧的彰显而必然显现出来的压迫和宰制；恐惧和宰制的对象从自然存在物最后转向他人的历史与逻辑结局。
(一)同一性压抑和否定他者。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有
意地抹杀差异，强行建构一致，“同一性存在于一致性之中”①。这种一致性是哲学理性和科学理性建构一个同一世界的追求。当所有五花八门的存在物用一个抽象概念表达和指称时，当这个抽象概念指称的对象被视为一般本质，其他存在物都得从其中被推演出来时，同一性就建构起来了。他们由此批评理性以追求一般性为己任，理性简直就是“一种‘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②。而且，思想同一性还随着体系的同一性逐步加重和强化。数学的体系和哲学的体系都在加固着抽象的同一性，塑造体系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加重同一性的灾难。为此，他们继承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做法，弃绝逻辑严密的体系性的表达方式，采取了断片式的记述和表达式。虽然《启蒙辩证法》成书时勉强改成了传统学院式的逻辑表述形式，但断片式的拼接痕迹比比皆是。这是他们从形式上抗拒同一性的表现。
(二)同一性是主体性的作为，是主体性赋予复杂对象体系的。遵循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同一性来自主体性，来自先验自我。无论从笛卡尔的我思主体，还是从康德的先验统觉入手，同①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一性最终都得归于主体性。只有那个绝对、先验的主体才能赋予富有差异的世界以绝对同一的特质。只有先验的绝对主体性，才能建构起绝对、抽象的同一性。在这种赋予和建构中，隐含着对复杂、多质的有意识忽略，甚至是有预谋的扼杀。所以，在此意义上，同一性是主观的幻想，是阴谋诡计和别有用心。主体性对同一性的塑造，露骨地展示出自己的权力本性和宰制本色：“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或者，“存在也能按照制造和管理的角度去理解”①。总之，“无所不能的自我也陷入了单纯的占有状态，即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性”②。
把同一性的根源归于主体性，通常是在近代主体性的意义上被确认的。进一步把衍生同一性的主体性哲学回溯到古希腊时代，是面临质疑的，因而是需要论证的。《启蒙辩证法》没有给出这样的论证，就直接断定“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③。
(三)在此基础上，漠视和抹杀不顺从就摧毁多样性的同一性，就成了压迫、宰制、专制的基础或象征，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只要是压制、否定他者正当的存在权，强行推行思想和行为的同一性，就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显然有些极端的逻辑虽然就它当时的发生处境可以被理解，但却难以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四)同一性造就群氓，而不是支撑自由和解放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认定具体的同一性既意味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又意味着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竞争和斗争，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地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到的是同一性不断造就出的群氓或庸众。在马克思把历史的未来诉诸无产阶级的地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通过群体与盲从、无意识的内在连接封闭了群体的解放功能，把历史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空间仅仅留给了具有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因而必然从寄希望于群体转向寄希望于精英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