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式的启蒙主体既然听从命运、敬畏神明，那势必与自然也不会尖锐冲突，即使没有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解关系。循着尼采和马克思从康德式主体回归自然的传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白，基于纯粹理性、以迥然异于自然的自由为本质的实践主体，是个形而上学的虚幻想象。具有七情六欲，无法摆脱各种情绪、意志、欲望、本能影响的现实主体，基于自然本能的影响，所能达到的能力和品格是被明显限制的。情绪、意志、欲望、本能是声称以理性为本质的启蒙主体根本无法回避和消解的现实力量，甚至是消解主体性的关键性力量。即使超越个体角度从群体演化、累积的大历史过程角度来看，现实的人作为主体也必须接受自然所施予的基本限制。奥德修斯式的启蒙主体还没有走到笛卡尔那种可以基于与身体分离的灵魂得以确立的我思主体的程度，或者康德那种以纯粹(实践)理性为驱动力建立的自由主体的程度。即使奥德修斯式的主体与命运的内在关联被近代启蒙运动改造为主体与必然性的内在关系，而且这种必然性已经处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把握和掌控之中，不再与人处处作对；即使必须遵从的神明已在现代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中被杀死(上帝之死),还是有一个大自然横在主体的面前。
按照马克思、尼采的观点，自我首先是一种自然，必须根据自然来理解人及人的理想。①但近代主体性哲学却把自我主体视为绝对内在性的东西，其内在性完全排斥自然。自然处于它之外。它与外部存在——首先是自然——切断一切关系方能呈现自身。但由于对异在他者的恐惧，自然成了精神化自我千方百计去统治的对象。正如康德所说，以自由为至高目标的自我跟自然是决然不同、直接对立的。为了控制自然才能确立起来的、恐惧着的自我，按照自马克思、尼采到《启蒙辩证法》的思路，本来是要“把自身彻底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但由于“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②,这使得自我仍然摆脱不了自然，却直接“成为一种不可救药和自我异化的自然”。也就是说，启蒙出于解除恐惧的需要以理性方式调控自然，不仅把自身弄成一种异化的自然，根本没有摆脱自然，更把外在自然弄成了“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①。虽然霍克海默、阿多诺是要把近代主体性哲学的逻辑推到奥德修斯身上，但他们很清楚，只有到了近代，“自我的确立割断了人们与自我牺牲所确立起来的自然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②,但在荷马时代，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自我。那时的自我反而总是处于神明、自然的有机联系之中，接受命运的摆布。于是，仅靠对立于自然其实还不足以确立主体，还得靠神话：“面对自然力，自我的身体永远都显得软弱无力，而只有通过神话，自我才能在自我意识中树立起来。”③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主体的诞生是一种神话的诞生，不全靠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主体必须摆脱自然，并把摆脱了自然的自我神化才行。这也就意味着，启蒙与神话一开始就密切交织在一起。没有神化、神话，就不可能有启蒙主体的诞生。
如果自我仍然作为一种有机体与自然处于有机联系之中，那它是不会陷入主客体对立，不会面临归于有机自然或化为有机自然的担忧而受物化的煎熬的。正像阿多诺所说：“尽管自我作为有机体，依旧被囚禁在自然条件之中，但它却试图在反抗有机存在的过程中确证自身。”④这也意味着，受物化煎熬的“主体自我”是一种非有机体的自我，是一种机械、因果性的自我，也就是康德意义上那种作为现象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