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平说，奥德赛、安提戈涅、修昔底德等著作中的人物“并不关心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是否具有什么普遍地位或保持着全部合理的力量(他们始终明确地坚持只为某个阶级的希腊人),这一点虽然真实，但并没有肯定他们是在维护个人‘创造价值的权利’。任何这些人物都不是积极地在为自我立法；他们对这些价值的感受来自于(依赖于)某种更大的对于在整体中之地位的感受。他们始终对确证自己的价值非常敏感，没有简单地‘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他们特殊的荣耀‘产生’于对军队首领之作用的某种感觉，或产生于对人类本质、血缘、传统、祖先、诸神等的某种普遍看法”②。
现代资产阶级自然不会无限尊重其他存在者，把所有其他存在者都视为平等的、予以尊重的主体。妇女、儿童必须通过教育才可能具备产生令人尊敬的主体性品质，殖民地地区的居民更差，必须通过文化教化、制度改革施加的约束甚至军事上的强行压制和扼杀才能彻底地向着成为合格理性主体的方向改变。在近代启蒙文化的发源地，思想家们对妇女、儿童等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认同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他们要成为合格的主体必须经过教化和培育。虽然跟非西方文化地区的人相比，这些经过教化和培育可以使成为合格主体的人更具备成为主体的潜质，但在他(她)们成为合格主体之前，还是无法自然地享受公民的资格与权利。如果他(她)们以及他(她)们之外的男性经过教化与培育无法合格，那就会被归于疯子、精神病患者等主体，被排斥在启蒙理性主体范围之外。至于尚未接受西方文明教化和熏陶的非西方人，就更缺乏主体性品格甚至缺乏成为主体的潜质性基础了。由此，制度性奴役、暴力性强迫甚至必要时的杀戮都是驱使他们成为合格主体的必要手段。在尚未具备人认可的主体性能力之前，他(她)们是不具备主体性品格、能力、权利的。他们被排除在主体性之外，还没有迈入主体性的门槛。主体还没有向他(她)们完全开放。他们跟已经具备主体性品格与能力的主体之间不具有平等性，主体性对他们来说也不具备普遍性。他们没有以主体具有普遍性的理由来要求自己相应权利的权利。
但在西方文化启蒙的国家地区，成为启蒙主体的标志还是要求人们以对待自己的一样对待他人。只有把自己遵循的准则视为一种普遍准则时，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启蒙主体。道德法则是一种普遍法则，这对任何人都不例外，所以，人都是目的，不能被当作手段。法律准则更是如此。虽然成为普遍主体需要教化、启蒙，有时间上的先后，但最终目标却是使所有人都成为主体，都作为目的获得自我实现。
从此角度来看，奥德修斯式的主体自我是个别之主体，还不是普遍主体。奥德修斯式的孤独自我是个别自我，没有与他人建立平等关系的可能性空间。只有普遍的自我才有这种可能性空间。奥德修斯都是以工具性的态度对待他人、他性的存在的，毫无“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意识。虽然“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普遍性，它始终对抗着不可摆脱的命运。然而，正因为在奥德修斯那里，普遍性与不可摆脱的命运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除此之外，他的理性必定是一种有限形式的理性，是一种例外形式的理性”①。他的理性包含着牺牲、狡诈、工具性，也就是不仅对神明、自然力量，而且对他人也是工具性的利用态度。他没有时时刻刻都尊敬所有的神明，更不会敬畏自然力量，从现代主体性的角度来看，最严重的问题是他对别人的不尊重，不平等地对待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意味着他只能是一个特殊的、靠牺牲更大力量来成全自己的古代主体。当阿多诺批评荷马“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尊重过文明的法律，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内心和思想从来都是无法无天、杂乱无章和狂妄恣睢的……”②之时，把这个批评用在奥德修斯身上同样是合适的。
(三)神明约束下的自我，被解释为欺骗神灵的理性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