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策略也是典型的惧怕一遏制—扼杀一心安(空虚)的路子：“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做是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做是敌对种族，看做是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因为这个种群“的愿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有所有财产，摄取无限权力”,就是成为统治者。②犹太人是统治者的代名词；反对和消灭犹太人也是出于对犹太人统治的惧怕与担心而采取的反向措施，其目的一样是获取统治权。双方都是统治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都在争当这个统治者或主体!“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与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情况下出现的。”①迫害者与受迫害者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和统治权力。因此，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这种精致的文明图式隐含着无边无际的仇恨，不断寻找着憎恶的对象。通过露骨的反对摧毁(对不听话的殖民地野蛮人，以及犹太人等)和温和的统治改造(对自然和本国公民),通过这些憎恶对象和仇恨对象提供的靶子，以及对这些靶子的制服，统治者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体系不断地、持续地需要这些对手，主体需要不断地持续地制服他们，通过使他们就范而获取主人感、满足感。阿多诺指出，尽管如此，这种谋求统治的意识形态还在不断寻找更合理美妙的理由，比如“发展生产”带来的无上光荣。但这些掩饰的还是统治支配：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在这种反犹主义之中，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主体论和进步论：把历史推向前进，承担美好未来创造者的主体，为了进步，势必要把阻挡者击溃，“犹太人也必须为一个新的人类种族让开道路，而这个种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②。
现代人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这么露骨和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作者的意思显然是，希特勒就是主体的极端发展和体现。惧怕一遏制一扼杀一心安就是主体性哲学发展下去的必然逻辑，为此必须加以制止和调整，否则人类主体性的结局就是悲惨的毁灭。
第三，与此不同的另一种主体化策略是，把我们不得不与之相处的世界构造为一种“怪异”“低级”的世界，构造成低于我们主体之人的世界以及无灵的能量世界，从而显得我们是高贵的存在，我们不屑于与这个低等级的能量世界为伍，更不屑于向它看齐，这可能是更露骨的一种主体化策略。通过这个策略，外在世界直接被主体弄得无价值无高度了。灵知主义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贬低作为恐惧对象的那个世界，把它当作低于我们主体，我们主体对它不屑一顾，只有在维持我们的生命时才有用而对提升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就可以应对这个本来对我们散发出恐惧的世界，使它在我们面前就范，乖乖向我们投降。
以上三种策略的共同特点是，主体自我才是根本可靠的，才是确定无疑的，才是真实、纯粹、有高度、有意义的。而外部世界都不值得被尊重，不值得被崇敬。身处这个世界就是深陷异化。从而，只有控制、支配这个世界，才会消除异化，成就自己。
其实，以上三种策略都是在深层恐惧表现出来后对付恐惧对象，消除深层恐惧的手段。想尽一切手段让对手就范，本来就是害怕对手、畏惧对手、担心对手高过自己的表现。为了让这种可能不会发生，主体便发明出上述手段约束住对手。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主体性的手段，即都是主体自己主动采取的，而且都是通过首先内在地改变自身而不是外在地改变对象而进行的。
按照这种主体化的思路，抱着焦虑与恐惧的心态，很容易走向如下道路：切断与世界的感情联系，冷静地对待这个世界，由此才会产生出主体性姿态。而这种姿态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冷酷无情”。主体的冷酷无情导致(他所解释的)“自然”的冷酷无情。借用张新樟的话来说就是：
自然的冷酷无情还意味着自然不指向目的。目的论从自然原因的体系中排除出去了，而自然本身是无目的的，它不再为可能的人类目的提供任何支持。一个没有存在物之内在等级体系的宇宙，正如哥白尼的宇宙那样，使得价值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自我对于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不得不完全地依靠自己。意义不再是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了。①
另外，还有第四种策略。
真正不害怕对手的策略，就是放行对手的自然行为，就是有足够的办法和自信使对象按照自身逻辑运作的状态，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这样的状态与结果面前保持和发展自身，而不构成伤害和阻滞；相信自己能够与对象和睦共处，而不是时时处处担心对方的一点动作都存在伤害自己、阻碍自己的可能，都具有伤害和阻滞自身的功能。真正的壮大和伟岸不是处处提防和约束对方，而是尊重对方，给对方自由发展的自然空间，在与之和睦共处中坦**行事，在不伤害多样性存在的关系状态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与伟岸。这样的特色与伟岸不一定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某种标准高于对方，而是从很多标准来看都让对方尊重，都让对方觉得你是伟岸的、值得尊敬的。置对手于死地式的“战胜”不是最高的伟岸境界，而是明显深藏着恐惧的非至高境界。在这个境界上的存在者主体，仍然是不够强大和伟岸的、不够内在充盈的，而确实是内在空虚和恐惧的主体。不给对方以发展自由的扼杀性姿态，不是高姿态，而是限制自身发展和成长的低姿态。处在这种姿态中的主体，显然仍然是发展不够充分的、外强中干的主体。
这大致也就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期望的“和解”,尽管有些理想化。
